甘当手段:区别革命者和自许进步的小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

甘当手段:区别革命者和自许进步的小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

崇拜权钱名势庸人且往他处   服膺科学真理志士请入斯门

 

甘当手段:区别革命者和自许进步的小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志

作者:胡乔木

拿“人的价值”来说。这在现在是一个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不管人们给予它的含义如何多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离开人在社会中的劳动,离开个人同他人、同集体、同阶级、同社会的关系,来抽象地、孤立地谈论“人的价值”。荒岛上的鲁滨逊和土人“星期五”在互相发现以前,无所谓人的价值和尊严;只在互相发现以后,他俩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这些问题。历史上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的价值”;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抽象的“人的价值”观念,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出现才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价值观,一般地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个人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所谓“商品拜物教”、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的阶级意识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宣称“人的价值就在人自身”,似乎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平等的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现实,恰恰是对这种虚幻口号的讽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固然,没有任何个人也就无所谓集体或社会,但是没有集体或社会,任何个人首先无从存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也是依靠社会所给予他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依靠社会所留给他的一些工具,才能生存了一段时间),更谈不到他的价值和自由。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更不行,所以说根深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到每个个人的价值。由于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才使全体劳动人民从而使它的每一个分子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或社会价值),才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更充分地实现全体劳动人民和他们中间的每个个人的价值创造了前提。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从社会对个人这方面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我们实现更高的人的价值的,已经不是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主要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某些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等等。例如,尽管我们党和政府这几年来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做了巨大的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现在不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有的地方还很低,城市住房还比较紧张,一部分青年的上学、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党和政府的某些机构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良作风;社会上还有各种为非作歹的坏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浪费、破坏生态平衡、男女不平等、虐待妇女儿童、早婚多育、迷信、不卫生、不文明等落后现象。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动员人民努力发展经济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为消灭种种落后的和消极的现象而斗争。这需要全体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有计划地发展生产、盖房子、办学校、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扩大就业门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整顿党风、打击犯罪活动,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等等。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人性”。这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以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的问题吗?   

    尤其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只从社会给予个人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因为社会要能够提供实现其每个成员的“人的价值”的条件,首先就需要把它们创造出来。所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从社会、从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规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而且都把为社会、为他人尽其所能放在首位。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应该从伦理角度反映这种关系。所以,从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看来,人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在我国,在今天,首先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是苦行僧。我们承认和重视个人的需要、享受等等的重要意义,而且正是为此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因为有所贡献才能有所享受。只有人人都为社会作贡献,社会才能根据这种贡献的总和,扣除必须扣除的部分,来满足每个人对享受的需要。享受和劳动不可分,一如权利和义务不可分,自由和纪律不可分。这是极明白的道理。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理解,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是更强调从个人贡献于社会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例如宋朝的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包含着这种意思。著名的正直的伟大科学家爱国斯坦说得更明确;“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因斯坦所能深刻理解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成为常识的道理,我们的一些同志竟然不加考虑,而一味片面地从个人需要的角度提出人的价值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他们以为这是针对过去“左”的错误而提出的救世药方。过去发生过的忽视人民群众生活的“左”的错误确实需要纠正,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作了巨大的努力来纠正,但是这样抽象地片面地提出问题,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  

    至于“人是目的”,这原是十八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口号,是针对人没有成为目的、仅仅是手段的社会提出来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时候,只把他们当作手段;社会主义当然要根本改变和永远结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一些同志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并把这样的口号当作深刻的哲理,这就走入了歧途。在“人是目的”的问题上,如同在“人的价值”的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是目的,只有实现人民是目的,才谈得到实现人民中的各个个人是目的。社会主义铲除了剥削制度,使人民有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从此就只是目的,不再是手段呢?不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本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人民及其每一个分子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目的。但是人的利益并不会自动实现,无论人可以怎样广泛地利用机器和其他工具,归根到底,仍然不能离开人本身的劳动。就是说,为了达到人是目的这个目的,人还是免不了要充当手段。当然,这跟历史上剥削阶级把人当作手段截然不同。首先,这里目的和手段不是分属于剥削者和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统一在人民自己身上;其次,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不是被迫作别人的手段,而是自觉地充当人民(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手段,起码共产党人和人民中间的其他先进分子首先要自觉地这样做。   

    充当手段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丧失人的尊严和荣誉。这除了是否自愿以外,还决定于为什么目的而充当手段。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劳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把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生命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手段,正是人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地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手段,并且以此为无上的光荣。党也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亦即自觉地充当自己的手段。充当手段也不一定就是痛苦或牺牲,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即人的劳动,在消除了剥削之后,在自觉进行的条件下,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日益成为生命本身的需要。对于人类的先进分子说来,即使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时候,目的和手段也不是对立的。马克思在艰苦条件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科学事业奋斗子一生,难道他在奋斗中就不感到愉快吗?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是仍然自以为甘吗?中国红军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而胜利完成长征的时候,不是像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篇所描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吗?我们一切忠贞的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后,无不以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乐事,而以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痛苦。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享受和劳动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离开人民的、社会的需要去宣传“人是目的”,去追求什么“自我设计”、“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等等,势必导致同社会主义格格不人的极端个人主义。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也仍然摆脱不了做自己个人不高尚目的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把人的价值、目的、自由等等抽象化,看成是非历史的东西。不能从概念出发,向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提出实际上无法实现的要求,而只要个人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就抱怨“人的价值”被贬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视了,“不把人当人看”了;因为被要求为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务,就嚷嚷“人被当作手段”了,人“异化”了。这种观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的。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很多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我们的事业每天都在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发挥出来。为此,同革命年代一样,需要人们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需要人们艰苦奋斗,甚至需要个人做出必要的牺牲。不但为了守卫广西、云南边疆的安全,不但为了修筑新疆、青海、西藏的公路和铁路,不但为了抗御洪水,不但为了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是为了让天津的人民喝上滦河水,不也有十七位解放军指战员和四位民工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的代价吗?为了保证拥挤在华山危险的狭路上的游客的安全,抢救其中已经坠崖重伤的人,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为主体的英雄群体挺身而出、舍己为群所表现的崇高精神,哪一个当代热血青年能不为之激动和引以自豪呢?难道他们的牺牲和奋斗不正是以人民的利益、价值等等为目的的吗?有的人道主义宣传者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个人价值对立起来,甚至说什么“人的世界不断贬值,物的世界(包括权力)不断增值”,模仿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时使用的词句来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不是为了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宣传会把人们引到哪里去,还不值得大家深思猛醒吗?  

 (标题为转帖者所拟。摘自《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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