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山河变色!

1992山河变色!

1992山河变色!

(原题:第六次文代会的前前后后)

 



    ■阎纲


第六次文代会之前(一)
  ——鲜为人知的座谈会


  中国的时势多变,私下里传言很多,一时说不明白。只说公开发表的吧。
  1990年起,北京的大报上登出《评资产阶级自由化》《谁说社会主义“讲 不清”》等不少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很明显,因为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文章说:“‘社会主义讲不清论’是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即“特区谈话”。“南方谈话”里,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精辟论述; 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精神;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等等,无不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非常明显,是对来势凶猛的“左”潮既准又狠的还击。
  邓小平为什么不在北京而远下“南方”发表“谈话”呢?
  当然,也是为了实地考察,收“临场发挥”之显效。
  自此之后,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的“政治挂帅”,构建成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观,改革开放势如破竹,一新中国的面目。
  龚育之著文写道:“‘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党的十四大刚刚闭幕,10月26日,顾骧、刘锡诚我们三位副会长,提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行座谈会,从文学一翼配合十四大的宣传。
  次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座谈会”假首都师范学院师生大食堂举行,冯牧会长主持,出席者:陈荒煤、王蒙、许觉民、唐达成、谢永旺、张洁、张抗抗、凌力、张胜友、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蓝翎、张炯、缪俊杰、何启治……人很多。
  座谈会认为十四大所坚持的“南方谈话”精神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指导意义,完全适用于当前文艺的实际情况。

  邓小平痛击“拿大帽子吓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的思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解释说:“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座谈会准确地指出: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是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的话,那么,1992年的“南方谈话”就是为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改革开放”是和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的文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文学。邓小平所谓的那些“拿大帽子吓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其界定和坚守的“社会主义”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动不动把根本不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范畴的探索性的作品判定为资产阶级毒草大加讨伐,同邓小平理论原则背道而驰。为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宣告:“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近年来,空气相当紧张,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柏林墙倒了,齐奥塞斯库让人杀了,七十年的社会主义苏联转瞬之间崩溃了;深圳变色,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文艺界唯恐天下不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必须大加防范。有领导甚至说:我们不怕信封里装子弹,我准备被人吊到电线杆子上。有的领导随意性强,动不动宣布某某作品反动,“甚至比《苦恋》还反动”,下令禁演或者当毒草立即除掉。
  会上还提出《邓小平论文艺》编选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报》1990年突发的“六·二四”中央首长语录事件以及《全党服从中央》的社论事件,认为是另搞一套,与党的十三大确定的、邓小平当时明确肯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精神背道而驰。对于“六·二四”语录和社论事件,中央当天即进行干预,
  可是,始作俑者被“评”为优秀党员,该报被评为“十佳报纸”之一,次年又被“评”为优秀报刊。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反击“左”的思潮,尤其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所以,文艺家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左”的思潮其所以夸大文坛和平演变的危险性,目的在于追究经济领域“和平演变”的政治责任,问责党的十三大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大局。
  小平同志说得好,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发展文艺,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是党即刻召开的十四大所紧急指示的:“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就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历史不会忘记:1992———改革开放年———豪气如虹、山河变色!
  座谈会激情满怀,大有醍醐灌顶之快。到会全体作家热烈拥护党的十四大的决议,表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会议开得很成功,但是媒体拿不定主意,为求稳妥,未予详细报导,仅仅发了消息。

  第六次文代会之前(二)———深圳十五周年庆典前后


  1994年春———1996年,权威理论家公开撰文反对特区政策;1995年6月深圳建特区十五周年纪念,厉有为市长讲话介绍深圳经济上的腾飞;1995年8月厉有为发表题为 《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文章,对反对意见严加驳斥。争论完全公开化。
  深圳特区成立十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在银湖宾馆拉开帷幕,我也应邀出席。厉有为介绍深圳经济突飞猛进,一连串珍珠般的数字,都是历史的闪光。会上,我提问:“惩治经济犯罪的情况和政府的决心到底如何?”厉有为的回答使我们在座的曾敏之、邵燕祥、蒋子龙、陈建功、犁青、周明、吴泰昌、王一桃一行非常满意。
  会上,我有幸同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比肩而坐,陈国凯说,有感于特区事态之严重和“当年的精神”游荡和升腾,他正写作一部长篇作品《大风起兮》。
  《大风起兮》的内容起于方辛等人过罗湖海关实地考察的1979年初春,预示着上层决策的一场激战。前不久,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提出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后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办出口特区,希望中央放权。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七千公里长的铁丝网,把邻近几个省隔离起来。小平同志却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国凯说,我的作品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市民,从管理人员到专家学者,从资本家到女工,从新闻记者到明星,从大龙湾尸滩到文德路广东作协,从风物人情到逸闻趣事,从方言俚语到绝妙诗词,从华侨到漂亮姐儿,从妓女到发烧友,从蹲过监狱的“罪犯”到“二进宫”的内控人员,从康生到黄永胜,从任仲夷到梁湘,从东江游击队队长到勇往直前的开荒牛,从实地考察到网罗人才,从闹“国际笑话”到引进外资,从“政治边防”到大兴土木,从住铁皮房到吃方便面,从女工尿裤子到成立工会,从小妹自杀到劳动立法,从僵化的社会体制到企业管理、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全面的改革,一直到群众投票选举领导、工业区全面实行聘任制和取消特权住房全部商业化,说尽特区春色,重现了时代风雨。俯瞰到处脚手架一片繁忙的景象,读者听见了愤怒的吼声:“一拖三年,存心搞垮工业区?我们国家养着这么多不做实事只卡脖子的官僚主义者干什么呀!”  ■阎 纲
  我说:“你陈国凯尽管瘦弱,却不乏艺术家的勇气,《大风起兮》一定成功!”
  随后,我们到处参观,登上国贸大厦,在旋转餐厅寻找邓小平坐过的座位,想象他“南方谈话”时的音容笑貌; 登上正在施工的一百零二层的帝国大厦———东南亚之最高啊!事实站出来说话,证明厉有为的汇报信而不诬,深圳特区名不虚传。深圳创造的价值成几十倍地增长,仍然牢固地站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红旗映日、迎风招展。
  会议期间,人们众口一词称赞习仲勋希望中央放权,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办出口特区,破釜沉舟,“杀出一条血路!”功勋卓著!我们对厉有为市长也心存敬慕。
  厉有为1990年起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他是主要陪同者之一。厉有为在任时积极推行深圳特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撰文力推改革开放,是大陆著名的政治人物,人称“厉大胆”。据悉,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退休后,回到深圳定居,厉有为是现任的深圳主官,对习仲勋礼敬有加,关系相当亲密。
  周明灵机一动,对我耳语,说:习仲勋正好在深圳疗养,他现在病了,而且是精神类的疾病,我俩看望看望习老好吗?我说那太好不过了,我想,习老不会不认咱们“陕西乡党”的。很快,我们同习老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七年前,1988年,文艺界人士在东交民巷聚会,习仲勋来了,大家围了上去。知道我是陕西醴泉乡党后,便同我交谈起来。我问:“你在书记处主持工作,也管文艺吧?我们常常听到你的声音。”他说:“处理过几件事情,你们文艺界事儿不少”,顺便举了几个例子。一年以后,“陕西合阳民俗展”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我和周明出席,不一会儿,习老来了,兴冲冲地。他和我们坐在沙发上亲切交谈,难得零距离地接触,欢天喜地。进来一个人,衣着平常,说话随便,一见习老就挖苦地说:“习老,你现在官做大了,庄子深了,不理老朋友了……”话音未落,习老狠狠地拍了一下茶几上的玻璃,站起来,大声甩了一句恶话:“岂有此理!”转身离去,朋友大惊失色。他是习老的战友,后来的军官,绝没料到习老这么个好脾气这回大动肝火。我们心里明白,这时的习老,刚从书记处下来,调往全国人大任副委员长,为什么下来,传言很多。
  万万没料到,等我俩好容易找到×号院向里禀报时,习夫人挡驾了,说你们来晚了,习老已经入睡。由于堵车,的确晚点,我们只好悄然而返,一步三回头,神情沮丧。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局在西安解放的当日,成立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贺龙兼任主任。在新城广场临时搭台召开的一次庆祝大会上,我看见习仲勋。其时,我在陕甘宁边区西安第一中上高中,高个儿,在队伍前列举旗,正好站在主席台前。习仲勋、彭德怀主持大会,掌声四起,欢声震天。那时的习老,三十多岁,已经立下不朽的战功,白白净净地站在那里,有些文气,开口讲话亲切自然,英气勃勃。
  他是革命元老,坎坷一生,历史的,现实的,多少忧烦萦绕于怀!
  而今,他病了,不得不离开指挥台。他让华南先行,然后将改革开放推向全国。他回到深圳养病,意味深长。这回看望习老,并不打算跟他议政,只想亲见他的健康和心态,作家们对他的病情特别感伤。
  深圳特区的争论日趋白热化、严重化,早已被敏感的思想界、文艺界捕捉到而且密切地注视着。既然争论已经挑起,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明争暗斗变得异常激烈。陈国凯为特区受到几个大人物的打压鸣不平,为此,他要用作品出来说话,你刮风,我也刮风,大风起兮云飞扬,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时过不久,他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出版,我们热情推荐。
  1996年岁末,朱镕基观看《商鞅》,凄然泪下。【在2001召开的第七次文代会上,朱镕基总理做报告,回顾当时宏观调控的成果,历数计划经济下被动可笑的局面,坦陈满腹的苦衷,可以想见当时严峻的政经形势。】
  与此同时,第六次文代会开幕。

  第六次文代会召开

  1996年12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老友重逢,相持无语,不尽沧桑之感。
  第六次文代会是在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举行的,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商繁荣文学艺术大计,迎接新世纪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界、艺术界的代表共三千多人出席了开幕式。会议开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出席文联和作协全国代表大会的作家艺术家,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江泽民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几年来,我们的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
  江泽民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江泽民着重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二十一世纪就在眼前。可以预料,这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辉煌胜利的世纪,也将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世纪。
  开幕仪式上,因病不能参加大会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发表了题为《迎接文学的新世纪》的书面致词。巴金在致词中说:今天,大家欢聚一堂,畅叙文学艺术创作的体会,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经验教训,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相互勉励、平等切磋,实事求是地制定规划,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巴金说:“我因病不能来北京参加这次盛会,感到非常遗憾。”“希望与会代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民主、团结、鼓劲、繁荣’的方针,开好文代会和作代会,绘蓝图、商大计、谋良策,团结和动员起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向着新的世纪,向着新的繁荣,向着新的高峰进发!”讲话是他人代笔的,代表们仍然热烈鼓掌,祝祷巴老健康长寿。
  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工作报告,审议《中国文联章程(修改草案)》与《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修改草案)》,等额选举新一届领导成员,差额选举作协理事,结果内定的候选人中有人落选,额外提名的理事很多。
  我和牛汉编在一个组,住房一墙之隔,相谈甚欢。牛汉说,乡党,咱们在咸宁“五·七干校”还是同学呢!我说是啊,我们作家协会和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在一座向阳山上,但是,你是菜农,天天下地,我是野战军,天天下湖,难得一见。牛汉说他和冯雪峰都在菜地干活。我说,1958年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党组扩大会,会上,万炮齐轰冯雪峰。郭老怒目相对,严厉地批判说:你冯雪峰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口号之争,完全是你雪峰在作怪!许广平也站起来,哽咽着,大声斥责说:冯雪峰,你是个骗子!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骗子!你是个大骗子!……齐声唤、战犹酣、枪林逼,整得雪峰有口难辩,最后批倒批臭、开除党籍。我们团员当时也跟着呼口号……听说他想自杀?
  牛汉说,作协党组一次批斗丁玲、冯雪峰的会让我也参加了,那些人不像话。反右后的1959年,我问冯雪峰自杀的事,雪峰说:反右后期,邵荃麟找他,说中央希望他跟党保持一致,说:“你假若还想留在党支部的话,你就必须有所表现,譬如《答徐懋庸》的文章,你就承认在鲁迅重病不了解的情况下代鲁迅起草的。”雪峰异常痛苦,表示为难。荃麟劝他说:“有问题先留在党内慢慢解决,假若被开除了,事情更难办。”雪峰万般无奈,点头,同意。
  雪峰对牛汉说:这是我一生悔恨的事,好几天睡不着觉,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一文的有关注释,以为这样党籍就可以保留,但是上当了,为了人格和尊严,我几次下决心去颐和园自杀,但几个孩子还小,妻子不能谋生,只好等待。牛汉说,雪峰眼里饱含着热泪,我也哭了。
  人文社总编陈早春插话:冯雪峰亲口对我说,“我向鲁迅介绍苏区和延安的情况,鲁迅听着听着,突然问道:‘你们革命成功了,会不会砍我脑袋、拿我祭旗?’”

  第六次文代会后文艺界分裂了

  1996年12月27日,《文艺报》 开会讨论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六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发言热烈,不少的气话和牢骚。一位研究丁玲的评论家点了王蒙的名,另一位原中宣部理论家愤愤质问道:“他们这批人表态说拥护江总书记的报告,请问,你们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轮到我发言,我说,江总书记的报告,肯定了文艺的成绩,号召文艺界处理好政治与文艺、政治与经济、文艺与生活诸种关系问题,达到团结的目的。我说,目前的文艺队伍在思想上已经分裂,要讲团结,就要分析不团结的原因。鲁迅说:“阵线的不统一,说明目标的不一致。”
  会完下来,党报党刊一理论家特意告诉我三件事:一、1959年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南大批判李何林老师,你代表《文艺报》出席,记得吗?(记得,是我的耻辱。)二、到京工作后,我们到《小说选刊》给你赠送新书,见你房门口贴了四个大字:“谈话请短”,印象很深。(有这事,我道歉。)三、《中国文化报》“六·二四”事件,是报社的总编胡来。他知道我们起草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稿子中央宣传口作了改动,却私自搞了这期中央领导同志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语录摘编,并配发他写的社论《全党服从中央》。报纸是归文化部管的,但是他背着部领导捅了出去,说实在的,他害了老贺!
  他介绍的第三点,信而有据,我以为非常重要。【十三年后的一天,《中国文化报》 当时的副主编告诉我说,他签发这期版面时,亲眼看见部领导亲笔的改样,中央派检查组进驻,最后却不了了之。】
  会下我还了解到,此次文代会期间,在刘白羽的支持下,朱子奇、曾克、魏巍等四十余人签名上书,要求张光年、王蒙作检讨,签名名单里没有贺敬之的名字。
  时过几日,刚刚进入1997年,早春时节【都在早春!】又一份“万言书”出来 【1995年初———1997年初,“北京某些理论界人士”一连抛出四份“万言书”】题为《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供批判用)》,继续批厉有为,批他在中央党校省市领导班发表的论文 《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事态进一步扩大。“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提出了三句反动口号:1、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2、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3、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同时,《中流》 第一期配发署名龚一舟【共一舟,同舟共济!】的长文《王蒙其人其事》。
  《王蒙其人其事》系统地批判王蒙,指认“王蒙是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王蒙和当时作协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公开支持暴乱的错误立场”。“暴乱平息后,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 ‘失败’吗?”并极力鼓吹文艺的“边缘化”,用“多元主义”、“多元互补”、“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来取代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可见王蒙去职后并未改变“侧身于庙堂”的地位。“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王蒙要状告诬陷者

  此前的1991年6月14日,《文艺报》的“读者来信”揭露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影射邓小平改革开放大局。一气之下,王蒙准备为这碗《稀粥》申冤告状。他曾递给我一份 《意见书》 和 《民事起诉状》,称:《文艺报》的“读者来信”是“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竟然把这篇作品与改变公有制秩序、实行私有化、老当家的可以退休了、幕前幕后地操纵、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影射揶揄直到反对邓小平同志联系起来,实在是比姚文元批吴晗有过之无不及”,足以置作者于死地,这是一个爆炸性的大举动,违背了党的生活准则和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准则,严重地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名誉,我不得不起诉诉诸中央,诉诸党纪国法,诉诸舆论,云云。他把状纸递上去了,北京中院以“《文艺报》 读者来信属正常的文艺批评”为由,对王蒙的起诉不予受理。
  我明显地感到经济问题的尖锐,政治斗争的激烈,意识形态领域之盘根错节,文艺形势之严峻和危险。
  我也明显地感到政出多门,文艺界已经分裂了。
  我自己被时局所左右,陷入痛苦的思考。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1997年5月19日,江泽民“五·二九”讲话,明显针对万言书。9月12日,十五大召开,江泽民作政治报告,重申“五·二九”讲话精神,强调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
  厉有为不但当选十五大代表,而且被选为中央侯补委员。
  人们心里塌实多了。
  作于2008年


来源:上海报业集团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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