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苏东剧变的现实决定因素

正解苏东剧变的现实决定因素

正解苏东剧变的现实决定因素

(原题:正解苏东剧变 呼唤辩证唯物史观)


作者:萧竹
 

【内容简介: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正确分析解释苏东剧变机理的必要条件。本文认为苏东剧变的正解是“内因和平演变综合现实决定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理论、政治、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现实因素协同和平演变、自我颠覆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的外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没有这一外因,也必然会发生自我颠覆的类似结果——只是进程可能会慢一些而已。】

 

目录

一、正解苏东剧变必须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

二、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一些主要观点及简析

(一)外因决定论

(二)经济决定论

(三)意识形态决定论

(四)执政党决定论

(五)斯大林模式(制度)决定论

(六)正解应是:内因和平演变综合决定论

 

一、正解苏东剧变必须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

苏东剧变的实质,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被资本主义因素大面积颠覆的巨大政治悲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第一个战略性回合的基本结局。

距今已经二十五六年的苏东剧变,其原因机理,就像茫无边际的“社会大森林”和“社会大迷宫”,没有正确的方向指导,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来的。国内外研究苏东剧变原因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但研究如果不能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则得不出基本正确的结论。而若不能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做出正确的总结,就不能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也无从真正复兴社会主义。这样以来,尚未完全质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仍然避免不了苏东剧变的“定数”;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会失去成功榜样的指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走出深度低潮的状态。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辩证唯物史观和立于其上的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所以,辩证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如果辩证唯物史观这个基石被歪曲修正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然会被颠覆,从而马列毛主义也就必然会被颠覆,据以研究苏东剧变,就必然得不出基本正确的系统结论,就像按照歪曲的数学公理、定理进行演算,除了在简单问题上偶然歪打正着以外,必然得不出正确的演算结果一样。

然而,正确认识和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从唯物的角度理解比较容易,而从辩证的角度结合实际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起来却很难,可以说,离开唯物辩证法就寸步难行。原因在于:一是辩证唯物史观是有阶级性的真理,而有阶级性的真理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官僚利益和个人私心的干扰下,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运用有阶级性的辩证唯物史观。二是思想、理论千千万,真理却是唯一的。如同天体和微观粒子的运动是螺旋式的,真理也是螺旋的圆圈。在真理的螺旋圆圈上,思想沿着切点飞出去,就必然变成谬误。在同一螺旋圆圈上,切点是无限的。所以,在同一问题上,谬误是无限的,而真理只是唯一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就是这个道理。如同周围天体要保持螺旋式运动而不从切线方向飞出去,就必须保持中心天体的强大向心力一样,真理的认识和运用要保持螺旋方向正确运行,而不从切线方向飞出去变成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谬误,就必须自觉保持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和实事求是的强大向心力。否则,再天才的头脑,也掌握不了有阶级性的真理。

 

二、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一些主要观点及简析

 

(一)外因现实决定论

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遏制战略的外因,是苏东剧变的现实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是从外面被攻破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般来说,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遏制战略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二)经济现实决定论

认为:苏东剧变的现实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经济搞好。具体表现为,苏东各国的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经济效益低下,物价高涨,财政赤字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现了经济、政治和民族危机。

应该说,这些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但这只是表象,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根本原因。苏东的经济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换政权、尤其是大规模更换政权不可的地步。当然,苏东剧变的终极原因要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但这并不等于经济因素是现实的决定因素、根本原因。实际上,“改革变成改向”,计划经济被糟蹋成了市场经济,才直接导致了苏东剧变。

(三)意识形态现实决定论

认为:苏东各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长期陷入了严重的“左”的教条主义错误之中;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列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问题,是苏东剧变的直现实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 

意识形态问题,确实是苏东剧变的首要原因,但如果将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政治等现实割裂开来,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再则,苏东剧变的原因中,虽然有“左”的错误因素(且不说,有些人往往把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成“极左”予以否定),但主要的却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政治路线长期肆虐的结果。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它就是修正主义路线,但这需要结合经济、政治等现实来揭示其引起苏东剧变的机理。

(四)执政党现实决定论

认为:苏东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没有搞好自身建设,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是引起苏东剧变的现实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 

执政党问题同意识形态问题一样,也是苏东剧变的首要原因。但这些原因,决不可以脱离思想理论路线问题和具体的经济现实去孤立地看待。比如说,虽然强调了执政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却仍然肯定机械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经济建设为纲”、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导致苏东剧变的理论路线根源,就是南辕北辙的致命错误,说是为了防止苏东剧变,实际上却自觉不自觉地顽固坚持苏东剧变的覆辙方向!

(五)斯大林模式(制度)现实决定论

认为:高度集权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僵化、空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专制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是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自然社会,而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主观拼凑出来的人造社会,是必然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根据机械唯物史观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相对落后国家,不应该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即使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也应该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一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违背辩证唯物史观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苏联解体后,西方辩护士们得意忘形地叫嚷:“共产主义运动会不战而亡”。西方有代表性的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福山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类议论,完全是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唯心史观自慰。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有很多发育不完善的重大不足,并且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和完善。比如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对必须利用的市场关系的积极性利用不足,而在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和市场关系时,又对其致命的危害性限制不力;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很不够。在政治体制上,有效监督制衡权力腐败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尚未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尚不健全,不能有效抑制官僚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顽强趋势。等等。但这往往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幼年时期难以避免的旧社会胎记式弱点。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自我完善的改革,是能够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全面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有效抑制官僚资产阶级形成,发挥计划经济固有的高效性的改革。而这些改革,苏联模式尚未做到,及至赫鲁晓夫之后,则走上了“把改革变成改向”的反向改革道路——这是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既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积极性、又严格限制其致命消极性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是基于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过程,对盲目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乎逻辑的自慰,是商品经济的最后形态(商品经济的最后形态不是市场经济),绝不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有极大内在活力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有其内在的管理方式要求,这就是:管理者必须以革命时期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带领劳动者共同奋斗。比如说,运用中国“鞍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方式,才能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现实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工业领域的大庆,农业领域的大寨,国防科技领域的两弹一星,等等。而用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资产阶级管理价值观(例如,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猫论”)管理计划经济,则会助长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趋势,从而使计划经济不但发挥不出巨大的内在活力,反而引起经济效益的恶性循环,引发经济、政治危机的积累。而官僚集团又将此诿过于计划经济。如果说计划经济是原子弹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就是手榴弹。他们拿着原子弹当手榴弹扔,原子弹当然大大不如手榴弹,然后就将原子弹弃之如敝履。因管理问题造成的计划经济效益恶性循环的客观形势,持续地倒逼出有意无意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浪潮。

我们不能因为朴素社会主义发育中的弱点,就否定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好像不能因为幼儿发育不完善,走路踉跄摔跤,就打着优化人口的旗号消灭幼儿、只留发育完善的中老年人一样。再则,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最发达、最完善的封建国家首先爆发的,而是在封建统治矛盾突出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后,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这能说是“空想的资本主义”吗?并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建立初期,也是在与封建制度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斗争中才最终确立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斗争,是一种私有制与另一种私有制之间的斗争,尚且需要经历长期的反复斗争,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公有制最终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斗争,怎么可能不经过更加严酷的反复斗争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封建社会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种子长出来的资本主义大树,是合理的,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种子长出来的社会主义大树,就应该是“空想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强词夺理是什么?

斯大林维护和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经过短短三个五年计划,就把苏联从手扶木犁的小农经济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并且打败了气势汹汹的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所以,苏东剧变,苏联模式的垮台,实际上并不是由于长期固守斯大林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缘故,恰恰是因为背叛了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改革变成了改向”,不但没有纠正和完善苏联模式中的重大不足,反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给有意无意地“改革”掉了,形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潮流。苏联模式的垮台,也绝不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空想社会主义的缘故。试想,如果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如果也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放弃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腐蚀进攻的阶级斗争,在国家机器内部,能不再生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吗?资本主义能不复辟吗?

总之,官僚们把生机勃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制度管理“折腾”坏了,然后又妖魔它、抛弃它,这是一种自觉不自觉妖魔化计划经济的“历史阴谋”!

(六)正解应是:内因和平演变综合现实决定论

笔者认为:苏东剧变,是理论、政治、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现实因素协同和平演变、自我颠覆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的外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没有这一外因,也必然会发生自我颠覆的类似结果——只是进程可能会慢一些而已。

世界上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可以基本称得上相对真理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如果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被曲解、修正了,就会引起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和平演变,从而引起经济基础的和平演变。

1、理论基础的和平演变   

无产阶级有两大夺权任务,第一大夺权任务是:武装革命夺取行政统治权,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躯体。这一夺权任务完成以后,如果不能在发展中持续解决第二大夺权任务,则无产阶级政权会得而复失。第二大夺权任务是:——文化革命夺取思想统治权:不断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为上层建筑不断注入公有思想观念的社会主义灵魂,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在苏东新生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完成了第一个夺权任务,而第二个夺权任务,尚未自觉地、实质性地启动。

文化革命夺权,是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巩固公有制政权的更重要、更艰巨的夺权任务。它不像武装革命夺权那样可以在短期内完成,而是需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继续革命才能最终完成。就像人,只要活着,就得按时吃饭。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要活着,就得按时进行夺取公有思想观念统治权的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必须伴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属于阶级社会。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有全新的特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只是作为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了,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相当于,剥削阶级癌瘤被基本切除了,但癌细胞还存在,机体一旦正气下降,癌细胞就会蔓延开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领域的阶级斗争有时还相当激烈;上层建筑领域内还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顽疾;社会上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过,朴素社会主义在没有蜕变为官僚社会主义之前,其阶级矛盾,往往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在意识形态性质上却属于敌我阶级矛盾的范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长期进行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的文化革命。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如果不能持续地获得公有思想观念的社会主义灵魂,它就必然充盈着私有思想观念的资本主义灵魂。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革命,夺取公有思想观念统治权,上层建筑就必然会异化,就不但不能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反而自我颠覆瓦解它。就像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异化的上层建筑推行的异化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国家异化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引起经济基础的异化;异化的经济基础,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异化的上层建筑(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交互协同,恶性循环,苏东剧变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躲不过去的历史定数。

列宁晚年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的现实危险。列宁在五篇有名的“政治遗嘱”(即《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主要内容之一是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强调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有两个主要任务:改造旧的国家机关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还强调必须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中央监察委员。这些内容,就是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建立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很可惜,由于列宁去世过早,文化革命夺权任务未能实质性开展。

公有思想观念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夺取公有思想统治权的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反修防修的理论。毛泽东特别强调“斗私批修”。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理论基石,在列宁那里是坚实的,而之后的国家高层领导,几乎没有真正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处于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场”的渗透和包围之中,由于领导集团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只能是自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致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辩证唯物史观,只能持有修正主义的历史观——机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二元混合。而辩证唯物史观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在机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二元混合的基础上,他们绝不会像辩证唯物史观哲学大师毛泽东那样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他们也绝不会成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这就使得他们在特权的领导岗位上,不可能阻挡住向官僚资产阶级蜕变的顽强逆流。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官僚集团利益的交互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就被曲解和修正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机械唯物史观,从而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机械、不变地判断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引发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以经济建设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助长私有文化观念的泛滥)。“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必然逻辑地发展出“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谬误。

概括苏联东欧等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基础和平演变的脉络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理论。

这样,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在理论基础上首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演变。可以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只要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为长期的主导思想,其蜕化变质和“苏东剧变”,就是迟早的必然结果。

2、政治路线的和平演变

理论基础的和平演变,决定了政治路线的和平演变。围绕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论和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形成了指导具体工作的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在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基础被和平演变了之后,其政治路线也被相应地和平演变了。随之,无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在官僚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也就被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了。

就苏联来说,以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报告为标志,苏共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路线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演变。

3、经济基础的和平演变

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落实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讲,是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的忽悠,是用“社会主义”包装着的“资本主义鸦片”;从实践上讲,是真正人造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牛头”与社会主义“马面”的臆想杂交。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被麻醉成了吸食“市场经济鸦片”的瘾君子。苏东剧变的经济根源,就是搞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即在经济基础上自觉不自觉地搞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市场经济,并非中性经济手段,它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实中,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无真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

市场经济,是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化经济。雇佣劳动社会化,就是劳动力商品化,也就是社会上大多数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主人地位,沦为资本雇佣劳动者的状态。只有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基本功能。

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主人不能自己向自己出卖劳动力,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商品化,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如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搞劳动力商品化,就建不成市场经济;而若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市场经济确实建成了,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也就被根本异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复活了。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忽悠人们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不必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只要坚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为主导,就可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实,在官僚资产阶级管理路线下,国有企业也必然蜕变为官僚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企业。这种企业再多,也改变不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与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分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虽然不是保持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并且,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发育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息萌芽。只要条件具备,萌芽态的雇佣劳动就必然发育成社会化的雇佣劳动。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基本发育成熟了。恩格斯早已揭示过这一点:“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1页。)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1页),也是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意义上揭示的。

如果说,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在利用市场关系方面失之于“左”倾错误,那么,后来苏东国家的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指向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因为,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发育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息萌芽,在官僚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用资产阶级价值观管理经济;官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再加上通过有意识的市场化改革,使得雇佣劳动社会化正在基本实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处于基本形成之中。

4、上层建筑的演变

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混乱崩溃后,被迫实行赤祼祼的私有化,并引起政治事变,在“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解散苏联,继而叶利钦上台,修正主义在反面教员的进攻下彻底垮台,资产阶级重新掌握政权。

苏东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过程中,与建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相互影响,交互作用,恶性循环,最终完成了理论→政治→经济→政治的综合而现实的和平演变。苏东剧变,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最后跳跃。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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