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否可行?

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否可行?

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否可行?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0期 作者:马慎萧

内容摘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划问题的争议长久存在,而当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社会主义计划方案中的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重要改变时,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似乎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一方面,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生产资料如何进行计划分配的问题得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信息网络时代的自我扬弃,资本主义呈现出经济计划化的趋势。由此,引发学者们关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模式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畅想的讨论。但是,这些演进的畅想具有较强的乌托邦色彩;而信息网络时代更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更尖锐的矛盾,才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作者简介:马慎萧(1989—),女,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划问题的争议长久存在,而当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社会主义计划方案中的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重要改变时,信息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似乎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一方面,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生产资料如何进行计划分配的问题得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信息网络时代的自我扬弃,资本主义呈现出经济计划化的趋势。由此,引发学者们关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模式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畅想的讨论。但是,这些演进的畅想具有较强的乌托邦色彩;而信息网络时代更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更尖锐的矛盾,才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信息网络时代;市场经济

  基金项目: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调创新中心”的项目资助研究成果

 

  世界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已二十多年,信息网络技术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和广泛巨大的影响力,发动了一场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信息革命或互联网革命。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学者看到了未来经济运行模式的多种可能性,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可行性的探索也取得重要进展。

  一、信息网络时代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意义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实现公平正义和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模式[1]。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十分重要,因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而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2]454,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需要对生产进行的有计划的调节[3]。而在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多布首先将关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讨论范围从所有制问题扩展至关于计划的经济意义,他认为在经济运作中,分散式决策面临和产生不确定性,因而事前计划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4]。即使随后奥地利学派、诺夫等学者对计划的可行性和实际意义提出质疑,认为没有市场的计划是极度复杂且成本极高的,以及计划不具备市场竞争中的激励创业活动的个人化条件[5],计划经济仍因其能够在社会范围内集中资源和权力对经济进行预测和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调整生产力结构及其在收入分配公平等问题上较之市场经济能提供更有力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是社会主义理论学者极力探寻其发展可行性的经济运行模式。自20世纪中期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伊始,社会主义学者开始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来解决社会主义计划与核算问题,譬如,兰格和苏联的计划计量学派就用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来模拟瓦尔拉的市场摸索过程,以探寻中央计划的可行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下产生了基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信息网络,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资源共享形式、经济主体间协作模式和资本全球流动趋势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学者由此看到了信息网络时代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的可能性。然而,90年代初关于信息平等和资源共享的乐观主义畅想并未实现,反而因为信息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信息网络愈加发展,其被私人资本垄断的程度越高,形成了垄断资本与信息网络的完整结合[6]。但是,这种垄断形式的结合,正如恩格斯预判,“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7],信息网络技术推动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极大增强,虽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垄断不能改变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所固有的矛盾,却“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2]569。由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我们将从讨论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在理论及资本主义现实中是否可行着手。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理论问题: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新进展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型经济可行性的争议与讨论,起源于20世纪初对巴罗内“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理性经济核算是可能的”这一论断的质疑。奥地利学派指出,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行的,因为国家不具有计算普遍均衡价格、合理配置资源所需的知识,这种知识只能来自于市场。兰格则在瓦尔拉斯理论框架内提出一个分权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真实的劳动市场,真实的消费品市场,模拟的生产资料市场(中央政府运用试错法来确定配置方案),利润由国家在社会上分配。兰格认为,只要消费者偏好、技术条件和资源的存量是已知的,中央计划当局就可以利用投入产出系数和数学规划模型计算一套不仅使一种产品而且使得所有产品供求都相当的均衡价格(影子价格),兰格还构筑了一个大型线性系统的分析模型以确定这种价格[8]。

  对“兰格模式”的计划型经济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兰格模型的静态性,但静态的经济体系是从来没有的,而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信号,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法;二是社会主义计算和对方程组的求解仍是极其复杂和难以操作的,相对于消费者需求和技术变化的速度,社会主义计划中所需的核算费时太长;三是中央计划者能否获得有效信息并且精确决定经济分配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型经济的争议出现了求解的可能。

  1.电子计算机技术对“兰格模式”的试错法的改进。第一,计算机技术模拟替代瓦尔拉斯市场过程的设想及存在的问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其应用广泛化,兰格认为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的模拟来替代瓦尔拉斯的市场摸索过程,从而更加坚信准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核算的可行性。兰格模型有许多子模型构成,每个子模型都代表一个企业,中央计划当局并不直接求解巨大的方程组,而是把大量的计算任务都交给企业,中央只需任意给出“一组随机物价”,并向下属企业传递这种价格信息。随着现代电子信息的发展,企业的决策过程可以更连贯。企业能够依据不同的条件持续及时地调整产出种类、技术等,这些调整会被及时地反馈给中央,中央计算并将经济总体情况的参数反馈给企业和公众;各个企业依据反馈信息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确定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中央当局从每种要素的总需求量与其存量的比较中可以判断“随机物价”是过高还是过低,然后调整“随机物价”的水平,重新向企业传递。这样,通过计算机参数反复进行错误试验,可以最终得到均衡的价格系统。

  兰格认为最初的市场模拟建议只是求解联立方程式系统(即一般均衡方程)的初级手段,是实现最优化的可能手段,既然有了电子计算机,可以直接解答这些方程式。但是兰格对模型的求解存在一个严重的含混与矛盾:1938年,兰格认为中央计划及试错过程是一个发生在真实地历史时期的过程,但在1967年又将这个过程夸张地表述为在计算机上一秒钟以内就可以完成,这两种说法都有问题。在兰格的描述中,每次试错都是简单地连续近似,每一步都不允许新的外部信息,从而所有相关信息都必须提前组合,即使在计算机时代,事前求解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也是不可行的。因而计算机技术模拟替代瓦尔拉斯市场过程是不可实现的,但是兰格借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其静态性问题的设想启发学者运用计算机技术对“试错法”进行改进和发展。

第二,芯片级“模糊系统理论”对“试错法”的改进。“兰格模式”既体现了瓦尔拉斯式完全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特性,又兼顾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沿着这种分析视角,配置经济资源被置于最优控制理论的讨论范围。自奥地利学派运用“互补松弛条件”来解决资源分配中如何避免价格为负这一问题起始,最优控制理论就成为经济计划问题的数学理论基础。而最优控制理论在“社会主义计算问题”上应用的两个重要转折是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方法,以及艾伦·图灵、冯·诺依曼的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经济计划最优控制理论的最新进展是芯片级“模糊系统理论”(Fuzzy system)的运用,芯片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高的计算速度和灵活性,也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法要求。

  与兰格依据“超额需求”数据、通过试错法来求解“供给需求”方程式不同,雅布洛诺夫斯基提出了基于芯片级“模糊系统理论”近似推理理论。这种近似推理规则建立在一个不完美信息的非精确基础上,对复杂问题的近似推断依据于概率而不是具体数字,是一种将数据测量转换为“模糊化”最优问题的简单规则。由于内生不确定性,决策者可能会将“超额需求”归类为负向高、负向低、平衡、正向低以及正向高,由此组建高斯模糊性集合函数。整个过程可以使用基于“if-then规则”的模糊逻辑来阐述:

  规则1:如果产品的“超额需求”是正向高,那么显著提高价格;

  规则2:如果产品的“超额需求”是正向低,那么小幅提高价格;

  规则3:如果产品的“超额需求”是平衡状态,那么保持价格稳定;

  规则4:如果产品的“超额需求”是负向低,那么小幅降低价格;

  规则5:如果产品的“超额需求”是负向高,那么显著降低价格。

  依据函数形式和模糊逻辑,可以利用“超额需求”的状态特性,通过构建市场—计划结构下的“价格决定”的模糊集合(fuzzy set),从而为新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兰格模式”的试错法提供数理基础。

2.社会主义计算问题:里昂惕夫逆矩阵求解与消费者信息识别。第一,社会主义计划问题与里昂惕夫逆矩阵求解的技术可行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假定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是可以度量的,如果生产条件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线性的“投入—产出”系统,那么为该系统中的所有产品计算劳动价值的问题就类似于计算里昂惕夫逆矩阵的任务。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与劳动时间核算问题,科特尔和科克肖特在《计算、复杂性与计划——再谈社会主义核算论战》(1993)一文中对米塞斯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并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进行了梳理,在此我们不展开讨论。劳动价值的完整向量:

  V=Λ+AV

  其中,V表示劳动价值的(n×1)向量,Λ表示直接劳动系数的(n×1)向量,A表示技术系数的(n×n)向量,于是有:

  V=(I-A)-1Λ

  给定A与Λ,如果能够求得里昂惕夫逆矩阵(I-A)-1 ,就可以求出价值向量。诺夫对苏联经济中可区分的约1 000万种产品进行计算,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使用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进行计算,整个过程约需要150万年[9]。科特尔和科克肖特考证用连接表数据结构形式而不是用矩阵形式来描述投入产出系统,以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速度运算,这个过程只需要17分钟[10]。这意味着,随着计算机时序的发展,如果仔细选择数据结构和运算法则,对于有详细规定的系统,21世纪的计算机技术完全有能力快速求解里昂惕夫逆矩阵。

  第二,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消费者信息的识别和收集。兰格系统涉及提供消费品最优产出的一个最优向量(消费者对消费品价格的反应是试错的一部分),而米塞斯批评假定计划者能够完全了解消费者需求函数是不现实的,但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这个假定具备了现实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最重要的两个发展脉络:一是私人电脑及其相关软件的发明与发展,计算机语言和技术被大众熟知和运用,其服务和业务功能惠及普通消费者和家庭;二是电子通信的“革命”,各种新的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传真机、电视和互联网等载体的传感器和软件将人、设备、生产线,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连接起来[11]。随着这些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有可互动、可控的计算机在个人和家庭中的普及,巨大的量化数据在全世界的传输几乎能瞬间完成。利用便宜的个人计算机的网络,反映每个企业生产条件的电子数据表,再加上全国文字电传系统和通用产品编码系统,这种数据搜集是可行的。这为极其大量而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数据的识别和收集提供了解决方案。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和计算机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兰格模式”计划经济的“试错法”得以改进和发展,同时中央计划与市场模拟过程中的方程组求解和信息识别问题得以解决,其核心关键是解决了“兰格模式”中生产资料如何进行计划配置的问题。虽然如拉瓦伊所说,社会主义核算辩论从来没有得到解决,但是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我们可以尝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可行性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发展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学者关于经济计划可行性的理论探索,并为21世纪互联网信息技术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形态提供理论基础。

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问题:信息网络时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

    如果说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型经济从理论上具有可行性,那么在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已经敲响丧钟”的21世纪资本主义现实里,信息网络技术推动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是否带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能性?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考察信息网络技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增强了计划性、组织性,进而讨论在当前资本主义形态中是否存在构建社会主义计划型经济的可能,以此来探讨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现实可行性。

  1.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化。波兰尼说,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计划经济反而不是的[12]。资本主义生产自其发轫以来,无论是以“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抑或“有组织的社会生产”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都是存在计划性的。而在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进一步“计划化”的趋势,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计划性”增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与垄断资本的结合,网络信息技术支撑和推进跨国垄断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呈现高度的计划化。曼德尔指出,随着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的规模日趋扩大,劳动的有组织、有计划配置是必然趋势。一方面,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推动下,数据的收集、加工处理和传送的时间极为短暂,各种经济活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时间滞差极大缩短,企业利用电子计算机网络来从事多种经济活动成为可能,生产和资本的大量集中导致垄断企业大规模产生;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技术可以将世界各地有价值的商品、劳务与信息进行实时的联结,可以让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各地不断追求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可以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劳动、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成为无疆界、无障碍甚至无时差的经济联合体,形成大型跨国垄断公司。

  正如恩格斯、希法亭、列宁等指出,垄断意味着企业变得十分庞大, 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 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原料,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2]568。这表明,网络技术带来的大规模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是高度的计划化。

第二,信息资源共享形成了新的资源基础,低弹性商品和免费共享型资源的供给提高了计划调节的重要性。正如亚当·沙夫在20世纪70年代预测的那样,微电子学(或信息工业)及其广泛应用所引起的新的工业革命,已经为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14]。而曼德尔进一步指出,随着社会物质水平的提升,低需求弹性的商品与劳务的品种和数量势必渐趋增加,这同样将弱化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就是扩大免费配给的范围,提高计划调节的重要性[15]。在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由于信息网络是通过互联通道进行相互通信,从而实现信息共享的计算机所组成的集合体,因而网络发展的关键就是信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的共享客观上又引起了其他资源的共享。无论是作为带来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水平提高,从而带来更多低弹性商品的先进生产技术,还是作为信息资源共享的载体,信息网络技术都提高了计划在调节商品供给、分配方面的重要性。

  第三,网络技术条件下形成范围经济,联结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有赖于计划。在这种网络范式的经济组织形式中形成的是参与式计划,各经济主体在经济决策和执行中参与、协商、计划和合作。这里的“网络范式的参与式计划”参照了卢荻、罗塞尔·斯迈斯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中提出的“网络原则的技术—经济范式”,但在卢文中,这种范式是作为社会主义可行性构想条件提出的,在此,我们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网络经济中现实存在这样一种“参与式计划”。电子计算机网络可以把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网络化联结方式。在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和不同职责的各类劳动者通过网络联结在一起;而随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机构之间通过互联网愈来愈密切联结在一起,以信息共享为基础,经济主体之间形成了网络关系,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形成越来越多的利益共同体。网状联结的经济主体间协调计划的程度极大提高。

  由此,网络信息技术支撑和推进垄断企业、资源共享及范围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在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及经济主体协作模式中,计划的重要性极大提高。而一些社会主义学者希望挖掘和发展这种计划化的经济形态中的社会主义要素,从而构想和探讨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生产方式[16]。

2.从资本主义计划模式到社会主义计划模式:信息网络时代的一种畅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和计划化,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更广泛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即使计划调节的作用不断增强,资本主义经济整体仍处在少数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社会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中。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现实基础上,一些学者考察了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条件下从资本主义计划模式到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模式的演进可行性。其中,弗利提出的“生活网”式的演进构想为网络技术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极其简化但引人启发的参考方案。

  如果说资本主义中的计划模式是一种高度自治、自发组织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行方式,那么社会主义计划模式就是一种劳动者将其自治权让渡给集权的社会控制机制自上而下的社会运行方式,是由真实数据指引的集权式优化配置资源的生产分配方式。而弗利描述的“生活网”模式是一种折中的方案,是一种“混合经济”的概念,即允许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继续在某些部门或区域存在,而经济的社会主义部分必须能够与商品资本主义共存并处理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可将其视为由资本主义模式导向社会主义计划模式的一种过渡形态。

  首先,“生活网”中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在“生活网”模式中,可直接对生产企业进行计划组织生产,企业的产出通过“生活网”分配系统免费提供给参与者。“生活网”的所有参与者的生产消费信息都保持在一个中央数据库账户,该账户记录个人的产出和个人所得。解决生产分配问题的关键是厂商能够得到关于产品的信号,即生产能够从过剩产品转向短缺产品,在资本主义商品系统中市场提供这样一种反馈机制。“生活网”的目标之一是避免哈耶克系统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在市场交易中以货币为信号来显示参与者私人信息。在“生活网”模式中,厂商可以从数据库账户中获得信号,但由于厂商的调整需要时间和转换成本,这种分散时的调整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一种解决方法是以“生活网”账户为基础建立一个实时的互动网络平台,从而建立一个模拟的市场来为厂商和消费者提供价格信号。

  其次,“生活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存。因为“生活网”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共存的经济形态,劳动者可以自由分配其在两种经济形式中的劳动时间,如果“生活网”运行成功,那么“生活网”社会主义将通过吸收劳动力和满足更多的人类需要而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灭亡。但是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即劳动者可能只在“生活网”系统中消费而不从事“生活网”生产,这样在短期中劳动者个人获益,在长期中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获益。

  再次,“生活网”的社会模式代表了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向社会主义演进的积累方式。“生活网”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条件和信息技术现实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型经济模式,并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掀起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如MIS(信息管理系统)、ERP(企业资源管理系统),网络投票等计算机综合系统的发展,按“生活网”模式构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案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具有可行性。但是对于这种与资本主义生产共存的社会主义计划模式,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这种“生活网”状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的构想是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物,具有较强的乌托邦色彩。信息技术仅仅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夺取权力的途径,社会主义现实可行性的关键因素在于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储存和信息分析的生产资料是掌握在工人而不是资本手中。也许信息网络技术之于社会主义的作用如莱伯曼所说,倘若世界上哪个国家明天发生了革命, 这个国家就可以立即借助因特网向民主的、高效的计划经济过渡。这种可能性可以使那些声称搞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不具备可行性的人偃旗息鼓。

四、结论与启示

  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划问题的争议长久存在,但是社会主义学者从未放弃对其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探索。而当信息革命爆发,电子通信、计算机智能的技术革新和惊人发展给社会主义核算和信息识别问题提供着新的解决方法,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资源共享形式、经济主体间协作模式及资本全球流动趋势改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从中看到信息网络时代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条件下社会主义计划问题的理论进展,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计划型经济成熟模型“兰格模式”争议问题的发展。我们认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兰格模式”计划经济中的“试错法”得以改进和发展,同时中央计划与市场模拟过程中的方程组求解和信息识别问题得以解决,其核心关键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生产资料如何进行计划配置的问题。

  第二,关于信息网络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资本主义呈现出经济计划化的趋势。我们研究认为,信息网络技术下资本主义的垄断企业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及经济主体协作模式呈现不断提高的计划性,而这种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也“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2]569。

  第三,关于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模式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的畅想。这些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构想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的概念,即在依附于信息网络技术而实现的集权式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允许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继续在某些部门或区域存在,而经济的社会主义部分必须能够与商品资本主义共存并处理其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虽然这是从计划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挖掘社会主义要素而希望导向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的演进构想,但是这种构想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并且信息技术仅仅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夺取权力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现实可行性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占有信息网络生产资料。信息网络技术下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是一种消极的扬弃,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之间的跨越绝不会是以演进的方式实现,相反信息网络时代更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更尖锐的矛盾,将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最终实现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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