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 解“价值量化”“难题”

破 解“价值量化”“难题”

破 解“价值量化”“难题”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不能量化,所以不是科学。主流经济学以此洋洋得意地质疑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个根本没法量化”;“即使马克思断言,‘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社会过程’,可这个说法并没有解决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比例问题”。于是乎,“价值量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难题。对于这个所谓的难题,我谈五点看法:

  (一)“价值量化”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价值量化”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能够量化的只能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价值是商品的本质规定,它深藏于商品现象的背后;而价格是商品的表现形式,它浮现于商品的表象之外。商品是一种社会存在,价值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其“外在形式”。价值的量化,其实只是价值在形式的量化,而不是价值在实质规定上的量化。

  马克思说“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个“决定”,针对的是价值的内在规定,而并不是针对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价格,所谓“价值量化”,其实是“价格量化”。在马克思看来,“价格量化”是在千百万次的交易实践中形成的,这个实践,马克思称之为“社会过程”。总之,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只有通过价格形式才能被量化,而量化的路径则只能是一个“社会过程”。

  (二)只有“形式”能够被量化

  为什么只有“形式”才能够被量化?因为,量化离不开形式,承载量化并展现量化的,只能是某种“形式”。量化,哪怕是抽象的数字化也只能借助于具体的空间和时间才能完成。而“时空”展现出来的,正是某种物质和运动的“形式”。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

  康德在谈到时间这个概念时指出:“时间不可能是外部显象的规定:它既不属于形状,也不属于位置等等。”(注1)柏格森也明确指出:可计算的时间乃是形式的时间,实质的时间不可计算(注2)。海德格尔说:“唯因为时间被构造为均匀的东西,它才是可测量的。”(注3) 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构造”,就是将时间做空间化处理,把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时间转化为外在形式:时间的各个部分在空间上展现为同质的东西,唯此才可以进行定量化的描述。

  这有如生物的生长历程。生物的形状是生物的外在表现(比如植物的花朵和枝叶,动物的毛皮和骨骼),但是生物的生长历程却是生物的内在规定。那么,我们如何量化生物的生长历程?生物的生长历程只能通过其外在形式来量化,而不可能直接量化生物内在的生长过程(比如,对成长着的花朵和枝叶的量化,就是通过空间距离和时间长度来实现的)。总之,我们完成的所谓量化过程,其实只是其“外在形式”的量化而已。

  (三)“效用价值”同样无法量化

  不仅劳动价值论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价值”也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作为商品另一规定性的使用价值(效用),人们能够量化的也只是使用价值(效用)的表现形式——物理量(数量、重量和体积),而不是效用本身。比如御寒的衣服,御寒是其效用;问题是,御寒的程度只能借助别的物理量——比如纤维的厚度来衡量;再比如充饥的食物,充饥是其效用;问题是,充饥的程度只能借助于别的物理量——比如面包的重量或体积来衡量。

  或许,“效用”可用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评估。问题是,这种评估能够量化吗?即使主观感受可以量化,这种量化靠谱吗?值得注意,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要用“序数效用”来替换“基数效用” (注4)?因为西方经济学意识到:“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效用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进行”。所以,西方经济学才搞出一个“序数效用”来,以弥补“基数效用”的缺陷。总之,西方经济学自诩能够量化的,也仅仅是商品价值的外在形式——价格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不可量化的东东怎么能是科学呢?既然价值不可量化,那么就应当从教科书中剔除。所以,自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干脆连“价值”这个词也回避不提了,于是“价值理论”变成了“价格理论”。记得茅于轼有言:“普世价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就纳闷了,既然西方经济学认为价值无法量化,那么,为什么还要讥讽马克思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呢?这样的讥讽让茅于轼的“普世价值”情何以堪呐!

  (四)“社会过程”是一个实证描述

  虽然“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针对的是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这个“决定”却规定了“价格量化”的比例原则(比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要言之,这个“比例”并不是人们头脑里事先设计并计算出来的某种先验的比例,而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结果。

  社会劳动时间如何“决定”价值?这不是经济学院里的计算题,更不是数理模型的“主观构想”,而只能是一个“社会过程”。因为,“价值决定”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比例,绝不可能“先于”市场交换的实践而存在。市场交换活动是“先在”的,它先于“社会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而存在。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是一个亿万人参与其中,并经过千百万次交易的实践过程(市场交换过程)。“社会过程”是一个实证描述,这个描述不仅有经验证明,而且很科学。

  (五)“量化”并非科学的唯一任务

  “量化”固然是科学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是科学的唯一任务。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注5)由此可见,发现并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定,才是科学的根本任务。

  虽然西方经济学在量化经济现象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它在揭示事物本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乏善可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对本质是否存在,都持怀疑态度)。我始终认为,西方经济学在定量上的精确,掩盖不了在定性上的肤浅。而正是定性上的肤浅,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在定量上的精确,也仅仅是现象描述上的精确而已。

  与科学揭示了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较,在中国经济院校正如日中天的西方经济学,其所谓的科学性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注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注2: 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第7卷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注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1996年,第10页。

  注4:“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1,2,3,……)来表示,可以计量并加总求和。但是“序数效用论”却认为,效用只能用序数(第一,第二,第三,……)来表示。因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只能表示出满足程度的高低与顺序。

  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篇,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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