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吗

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吗

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吗

宝小木

  摘  要

  中国工人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集中在私营经济部门。马克思当年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论述了工人反抗工资降低、要求提高工资诉求的经济合理性及正义性。但是,只是追求工资收入的公平正义并不能实现工人的解放,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能使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成为历史。

  关键词:马克思 公平 正义 收入分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事关工人切身利益的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日趋凸显,它是当今中国最急迫的公平正义问题。这一问题在笔者看来就是马克思当年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所论述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的重现,这一问题事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的生计,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国有企业内部随着领导层与普通员工工资差距的拉大虽然也存在着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但这一问题的出现是与私有经济的繁荣发展造成的社会分配实际上不公的大环境直接相关的,而且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比起私有企业的员工总体来说还是较有保障和较公平的。可是这竟然成为某些人攻击国有企业的靶子,认为是国有企业将收入差距拉大了,要“消灭”国有企业,这样才能还分配的公平正义。暂不说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现在远不如私有经济成分,国有企业从业人数也只占全部从业人数的较小部分,不可能左右全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仅从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有保障、较私营企业员工工资为高这一点来说,国有企业实际上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私有企业部门收入分配不公正不断拉大的这一趋势,那么,叫嚣“消灭”国有企业不过是为了降低人们对工资收入的期望值、消除人们尤其是大学生们这一高素质群体拼命挤向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可能,从而为以最低的工资得到最多、最优质劳动力创造一个无可选择的就业环境。因此,结合《工资、价格和利润》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部门的收入分配公平正义问题是十分贴切合理的。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1865年6月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国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在这几年比较密集,和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到的情况十分类似:“目前大陆上正流行着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增加工资的要求已成为普遍的要求。”[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页。]马克思没有空泛地从道德上论证工人的要求是“公正的”,而是从经济事实分析工人得到的是否是公平的工资?为什么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正义的要求?这篇文章可能帮助我们认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中国私营经济部门里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吗?这些部门中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是不是正义的?

  1 中国私营经济部门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吗

  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中国的人均产值增长了64%,但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2%下降到11%,延续了19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价格比印度还要低10%。而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徐平生:《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14日,转引自吴忠民:《中国劳动政策问题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根据一次调研(注: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担的《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的问卷统计,83.2%的企业职工月工资额在当时的个税起征点1600元以下[程恩富、胡乐明、王中保、彭五堂等:《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经济经纬》2009年第1期。]。而同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亿万富翁不断涌现,中国富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二大的奢侈品市场。在此情景下,大量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却不能解决自己的住房、子女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问题。对此,有人鼓噪,说这是因为蛋糕还不够大,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做大蛋糕,然后才能解决分配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工人从其中取汤喝的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妨碍他们从汤盆里取出较多汤来喝的,并不是汤盆容量狭小,也不是汤盆里盛的东西少,而只是他们的汤匙子太小了”!(第116页)这句话表明,蛋糕论的前提是,公平取决于蛋糕的大小,而不是分蛋糕的手法,但是蛋糕论者也没有指出,蛋糕做到何时才算大,大的标准是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公平就是虚无飘渺的蛋糕了。再者说,蛋糕做大做小也需要和一种测量其大小的标准相比较,不能断言蛋糕还不够大,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那个时候私营经济的蛋糕还不存在呢!

  资本的贪婪和马克思当年的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当年的资本家们也是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但是“一个人也和一部机器一样是不免要损坏的,所以必须用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第144页)中国工人工资占GDP不断下降的趋势,与物价上涨的趋势相结合使得工人这一“种族”(马克思将工人看作一种种族是因为工人与资本家在社会生产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根本对立的经济地位)的生产与再生产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私营经济部门中的工人工资收入是否公平的问题答案已经给出了,那就是――显失公平!

  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认为“做一天工作,得一天工资”不是很公平吗?这句话恰好揭示了现代雇佣工人与奴隶的区别只是在于“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那就会使奴隶制立刻恢复起来。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工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第143页)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雇佣制与奴隶制的区别在于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雇主订立确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契约,但在本质上工人与奴隶都是一样的,即离开了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人就无法生存。

  “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订立任何交易合同,由于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无报酬的。”(第149-150页)而“做一天工作,得一天工资”使雇佣制看起来比奴隶制公平正义多了,但这使“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的实质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第149页)

  可见,“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第145页)在私营经济部门工人得到工资收入与资本家的相比绝对是不公平的。

  2 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是不是正义的

  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第二个问题出现了: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是不是正义的?

  马克思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或者说反抗降低工资的正义性。

  一是假定在生产率降低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工人的生活成本上升造成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必须要求提高工资,否则就不能保证劳动力正常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由于商品价格的下降,工人的工资也会下降,“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第157页)

  二是如果货币的价值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在非金本位的今天一般表现为通货膨胀),就会造成物价的上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工资得不到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提高赶不上货币贬值的幅度,那么这种情况同样会以或大或小的程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普遍地产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要求。

  三是资本家有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从而得到更多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当工人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而斗争时,或是当他们不能达到由法律规定出一种正常的工作日,而不得不力求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时间的办法,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种族的一种义务罢了。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加些限制罢了。”(第159-160页)“工人通过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不过是反对使自己的劳动跌价和自己的种族退化罢了。” (第161页)

  四是劳动力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有其平均价格。这个平均价格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中形成的,在经济繁荣时期如果工人不争取工资的提高,在萧条时期不反对工资的大幅度降低,那么从整个生产周期来看,工人工资不仅得不到平均工资,甚至会低于他的劳动价值。“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是这样。雇佣工人应当争取自己工资的提高,即使只是为了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第162页)

  五是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跟随先前的变化而来的,是由于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为供给和需求的升降所决定并与工业周期的各阶段相适应的市场价格涨落等方面发生变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第162页)

  工人与资本家在提高与降低工资上的斗争最后的结果将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指出,“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起来只会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亦即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生活资料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这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第163页)但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积累速度超过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第167页)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只能放弃提高工资的斗争,而是应该加强这种斗争。工人的这种斗争是正义的但马克思强调,“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第168页)。

  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的正义性根源于“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工人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力求维持劳动的现有价值;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第167页)

  但是,在私有制度下,真正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工人斗争再有正义性也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的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部门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强化劳动剥削的斗争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这不仅为了保存工人这一种族,而且是为了保护民族的生命力,因为“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第163页)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工人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并不能满足资本无限压榨的趋势,如果中国工人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受到破坏,那么不仅资本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且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工人反抗资本、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需的,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正如工作日的限制“决不可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商来达到。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第165页)政府必须从政治上站在工人一方,因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强,工人就必须在政治上强,否则二者不可能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公平正义是相对的,但是在今天又是必须的追求的,否则我们不可能达到废除私有制的将来,但是,切不可将这一实现未来目标的手段当成目标本身,那样工人阶级将永远无法实现自身的解放。

  注释:

  1.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页。

  2.徐平生:《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14日,转引自吴忠民:《中国劳动政策问题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

  3.程恩富、胡乐明、王中保、彭五堂等:《关于我国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的调研报告》,《经济经纬》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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