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

"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

"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

 作者:郑彪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提出的一个影响我国发展和改革全局的重要判断,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现在离开讲话时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经过这二十年,加上1979-1991年总共33年改革的实践,特别是联系当前中国错综复杂和严峻的时局,回过头看这段讲话,发现一方面这段话仍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例如“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历史证明非常正确。另一方面也难以否认有些判断不完全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或具有某些片面性,或有些主观,或有些判断主要反映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改革家晚年良好的愿望,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所以这段话当时在党内就有争议,而且争议很大,否则就不会发明“不争论”政策。现在争议就更大。例如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这个判断,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就完全正确。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巴山轮会议以后,在赵紫阳主持经济改革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迅速被边缘化,西方经济理论完全支配了国家发展和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实际上已经造成“价格闯关”的失败和严重通胀,特别是政治上发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演变成1989年严重的“北京风波”,而且1991年11月苏联极右的改革已经导致国家解体,世界政治格局急遽向右倾斜,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再来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就有些脱离实际了。有人说这是指鹿为马,不能这样讲,说话要凭良心。平心而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已经是88岁高龄了,以将近期颐之年为中国命运奔走呼唤,又要把握世界格局和中国实际,那要看多少东西,做多少工作,谈何容易?而且他听力又那么困难,要这样一个老人完全不脱离实际,这本身就不那么实际。笔者这里在冒傻气,说的是大实话。又如,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这是对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的判断,当时中国发生“北京风波”,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也已剧变,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大的帽子能吓人?显然,这个“左”,可能得去掉引号,是自己偏右了。至于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说“这些就是‘左’”,现在看来,这个帽子也不合适了。又说“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英雄暮年的一个良好愿望,因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出现问题一直很难纠正,更难改正,一些问题往往是愈走逾远,愈陷愈深,不知伊于胡底?就说所有制改革吧,按照佐利克和某研究中心的方案,中国的公有制将减少到占10%,连法国都大不如了,还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对邓小平同志“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判断,主要是正确理解其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实质,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变,也是发展,而不是拘泥于判断本身,作茧自缚,那就不免迂腐了,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发动改革的初衷。

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不难得出对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政治判断,套用邓小平的话,就是“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

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 政治判断,作为一个方针,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邓小平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和加快改革的思想和精神,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而且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现实要 求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继承邓公的遗志,而在毛泽东正在被历史大潮和民心重新捧上神坛的今天,一些人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 起来,与中国共产党92年的光荣历史割裂开来,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私利,而陷邓公于不义。党的十七大的政治基调是反右防“左”,党的十八大事是前有车后有辙,其政治基调套用邓公的表述,就是“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这就是笔者理解的,党的十八大将要领导中国继往开来和胜利前进的政治方向。

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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