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分析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分析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分析

 

 尹 兴、董金明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一、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发生机制与多维特征

 

金融化的界定目前尚未在学界达成广泛共识。刘元琪对金融化的界定比较全面,称之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不过这一定义对金融化的界定仍然主要集中于剩余价值的分配和积累领域,而忽视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本文认为,金融化的定义应该进一步扩展为,金融资本运用金融手段对剩余价值生产、分配、循环和积累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高度控制。下面本文将按照剩余价值分配、循环积累和生产的顺序来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多维特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之所以采用这一论述顺序,主要是出于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产生与传导机制的考虑。19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滞胀”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金融化则首先是由于利润率危机需要产业资本转向金融领域,并按照金融化的分配方式来拉拢企业高管,打压所谓工资对利润的“挤压”以增加利润,并在再分配领域降低垄断资本的实际税负,减少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管制,以进一步便利产业资本金融化寻找更多获利机会;金融化的分配方式使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日益依靠金融收入,主要支出也趋向于股息、红利、利息等金融支出,投融资日益依赖金融市场,从而使得循环和积累方式金融化;金融化的分配方式和循环积累方式又进一步倒逼企业在长期科技研发和劳动力成本等不利于短期股价提升的方面缩减支出,在提高劳动强度和压缩高薪工作岗位上加大力度,从而抑制了科技进步、强化了劳动强度,也不利于就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1.剩余价值分配领域收入证券化加剧两极分化

(1)在初次分配领域,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公司治理模式的“股东价值”导向,即垄断公司CEO的主要目标不再聚焦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和销售额的提高,甚至不再关注长期利润的提高,而是公司股票价值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CEO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股票期权收入,另一方面股票价值的提高也意味着垄断资本家收益的提高,这就使得垄断资本家自以为成功地实现了职业经理人和资本家的利益融合,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大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但是股票价格未必能客观反映企业的实际业绩,尤其是在股市泡沫时期,大批公司不论实际业绩是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股价都大幅上涨,公司高管的股票期权收入飞速上升,而拥有更多股票的垄断资本家获益更多。虽然不少普通劳动者也参加了职工持股计划,拥有一些公司股票,从股票价格上涨中有所获利,但是据2001年美国统计数据,前10%的家庭持有约76.9%的股票,其中前1%的家庭持有约33.5%的股票,而且绝大部分持股职工的股票投资所得只占其收入的很少一部分,而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资本收入。收入证券化使得资本家、高管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两极分化迅速加剧。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之比,1979年为35倍,1999年上升到299倍,2014年依然在300倍左右。

(2)在再分配领域,国家对资本国际流动、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和对资本收入的不断减税,使得金融制度成为垄断企业、大资本家和高管用以避税的重要手段,这在降低大资产阶级实际税负的同时,也加剧了财政危机。食利阶层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公司名义所得税较高的情况下,一些垄断公司故意发行大批利率较高的公司债券,从而支付大笔债券利息,用以抵扣应交所得税所得额。而债券的购买者则为垄断资本家和公司高管的另一只手,获得的债券利息收入也只需缴很少的税。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工具则使得公司的真实利润核算变得更加困难,放任资本国际流动则更易避税,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据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位列财富500强名单的美国大企业中,近3/4存在海外避税现象,避税总额高达6200亿美元。

不仅如此,垄断资本在利用金融衍生品投机获利后,还能借助政府之手接盘不良金融衍生品资产,将损失和风险转嫁给普通劳动者。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拨款救助主要金融机构,美联储进行了四次大规模量化宽松,花费上万亿美元收购面临崩盘的抵押支持证券,从而支撑和维系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泡沫,是金融垄断资本能够扭亏为盈的关键,但美联储将必须长期承担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的风险,普通劳动者也要承担公共福利减少和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的风险。而危机后的华尔街却很快恢复了利润和高额分红,2009年华尔街的利润就恢复到550亿美元,发放奖金203亿美元。

2.剩余价值循环和积累领域高度依赖金融市场

(1)在“股东价值”公司治理模式和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下,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积累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带来了大量金融工具的创新,也相应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投机繁荣,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从利润率下滑的实体经济转战虚拟经济提供了便利途径。如今,不仅广义金融部门(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英文为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简称FIRE)的利润占比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非金融部门也日益依赖金融收入(股息、利息和红利)作为现金流(约等于利润加上折旧)的关键来源。1950~2001年美国FIRE部门的GDP份额只上升了约一倍,就业份额的上升还不到1倍,而利润份额的上升却达到了3.5倍,在全部行业利润中占据近一半份额。同期制造业的GDP份额下降了一半,就业份额下降了近六成,而利润份额却下降了近八成;狭义服务业虽然在就业份额和GDP份额上弥补了制造业的空缺,但利润份额却依然微不足道。就业、GDP和利润份额的不相称,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和狭义服务业的剩余价值有很大比例被转移到了FIRE部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占现金流量的比率,在二战后前20年还不到0.1,在1970年代开始攀升,在1980年代后期已达0.4以上,1990年代末期最高可达0.5,其中制造业企业的这一比率尤为突出,在1981年就已突破了0.4,在2001年甚至超过了0.95。而且,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后美国非金融企业来自国外证券的收入占现金流量的比率比国内还高,1999年达到了近0.8,是国内的2倍左右,这也说明金融投资是美国非金融企业对外投资的最主要方式之一。美国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也随之不断提高,从1945年的25.56%上升到2012年的49.85%。

(2)由于非金融部门垄断公司获得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地支付股息、利息和红利,新增投资也日益无法依靠自身的留存收益,而是依赖金融市场尤其是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资金更多地投向金融投机或已有资产的并购,而非新资产的形成,因为回报更高、更快、更稳。在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市场体系下,上市公司高管要想实现自己的股票期权价值,并应对被恶意收购的威胁,必须提升公司股价,为此不少上市公司不惜大量回购股票,并发放高额分红回报投资者。据路透调查,自2010年以来,超过六成的美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约1900家企业)曾回购过自家股票,其回购与派息总计相当于资本支出的113%,远高于2000年时的60%及1990年时的38%。公司并购也需要从金融市场大笔借债,在并购成功后支付大量利息。总之,迫于资本市场压力而增加的股息、利息、红利和回购支出,使得公司能用于投资的留存收益大幅减少,公司若想进行新增投资,则需进一步依赖外部融资。

3.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更加追求金融化的短期绩效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特征在剩余价值生产领域表现不如分配和积累领域明显,但有时看不见的却未必是不重要的,可能反而是问题关键所在。

(1)正如剩余价值积累领域所分析的,投资者更关注分享已有的或即将形成的垄断收益,不关心更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那么在剩余价值生产领域也存在不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些因素。基础性科技研发的高风险和长周期,决定了其难以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如果垄断大公司和国家财政支持的高校科研机构都受金融化影响而减少相关支出,科技进步的速度无疑会降低(事实上最近30年的技术进步率也是在逐步降低),这就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受到侵蚀,也不利于改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工作体验和上升机会。

(2)正如剩余价值分配领域所分析的,实体经济的公司价值导向更关注短期股票升值,而短期削减各种劳动者福利更有利于股价提升,那么在剩余价值生产领域也会表现出一些不利于劳工福利提高的金融化特征。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高管的金融动机的步步倒逼下,劳动过程必然日益受到更为严格的过程监管和业绩考核,从而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岗位的不稳定性,压缩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到二战后,曾经经历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为主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为主的过渡,但到了数字科技进一步发展的今天,很多岗位存在生产方式逆转的可能。

(3)金融化在剩余价值分配领域和积累领域产生的重大变化,还使得就业人员不断从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流向分配和积累领域,传统技能岗位的大量流失,是难以用广义金融部门(FIRE)和科技寡头公司新增的少数高薪岗位来弥补的。在1996~2007年间,美国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收入排名后30%的岗位,而减少的就业机会却集中在40%~90%之间的中高收入岗位上。被金融化扭曲的技术进步扩大了相对过剩人口,加剧了结构性失业,这些问题是难以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缓解。这些消失的传统高薪岗位主要不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是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替代,新兴的数字劳动产业在金融化下也没产生足够多的高薪岗位,而垄断资本对全球生产过程的控制却在进一步加强。

 

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主要动因

 

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危机引发了美英等国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不同程度地金融化,以美英两国最为典型。所以关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动因和机制分析也以美英两国的情况为主,法德日等国金融化的程度和广度要弱一些。尽管这些国家金融化动因和机制并非完全相同,但主要逻辑却是相似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运用资本逐利和权力的双重逻辑,来说明美英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主要动因。

1.资本逐利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扩散和各国工业资本的积累,原本作为发达国家利润主要来源的制造业垄断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垄断地位难以维持,垄断利润也不断被压缩,一些原本利润丰厚的制造业垄断企业甚至濒临倒闭。1960~1980年代美英法德四国的利润率(包含税金、利息和股息)从22%下降到14%,如果考虑到通胀引起的实际税负上升,税后利润率的降幅会更大,这就迫切需要新的途径来转移制造业的过剩资本,并帮助其有效减税。过剩资本的转移无非通过空间转移、时间转移或者两者混合的方式,而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离不开金融化。正如列宁时期金融资本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一样,过剩资本向全球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向各国国有公共部门扩张,向房地产和消费透支扩张,都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并且需要进一步解除战后对金融资本混业经营、资本国际流动、金融衍生品创新等的管制。

解除金融管制的本质,不是给普通公民享受更多金融产品服务的自由,而是给金融资本控制更多垄断部门、分享更多垄断利润的自由。与制造业曾经丰厚的利润相比,大部分竞争性服务业的利润可谓微薄,所以制造业的过剩资本不可能转向竞争性服务业,而是转向具有垄断性质的自然资源行业、公共服务业和FIRE部门。1990~2015年跨国并购投资额中比重超过5%的行业主要是第一产业中的采矿业、服务业中的金融业、水电煤和信息通信等公共事业和商业服务业,在诸多制造业部门中只有食品饮料和烟草业、药品业和化学产品业这三个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因为只有垄断才能保证高额收益,而代价是当地劳动者要承担更高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创新表面上是为了规避和转移金融风险,实际上是金融资本作为绕过金融监管、攫取金融落后国家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欧美发达国家及其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不愿意开放这些部门的国家施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

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对金融化的加深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设计和定价高度依赖计算机建模技术,金融市场的交易高度依赖全球实时通信水平。现在金融化的程度远远高于列宁时期,金融衍生品模型的复杂程度甚至能让数学博士看不懂,监管者自然也难以看懂。但正是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构成了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它们虚拟定价的高技术特征,是全球金融系统不崩盘的基础。金融资本利用最新技术将全球的金融稳定性都绑架到自己的垄断利润上,不得不说,这是资本逐利逻辑最终极的体现。

2.资本权力逻辑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的权力逻辑是推进经济金融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从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和关系演进来看,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度提高了工人工资水平,增加了国家对工人的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工人被苏联赤化。但是,资本家没想到工会力量强大后,工会工人的工资成为实际刚性的,这不仅“挤压”了资本家的利润,还“挤压”了资本家的“自尊”和权力,使罢工和民主运动高涨,这对于想充分利用过剩人口来挤压工人工资的资本家是极为不利的。由于社会权力与经济实力的内在联系,让渡经济权利,必然会引发政治权力的流失。列宁时期的修正主义者就曾幻想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这一逻辑逐渐和平地获得更多政治权力,最终在资本主义议会中获得政权。但是,大资产阶级不会放任这种不利的趋势,而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学界和政界取得主流地位,以打赢这场阶级斗争。一方面,垄断资本通过政府的紧缩货币政策增加失业和打压工会来立竿见影地削减工人实力,另一方面,金融化也成为增强资本力量十分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垄断资本的金融化,意味着本土制造业投资的削减,其中大部分通过金融途径转移到世界各国的自然资源、公共服务和FIRE部门,这意味着制造业投资和就业的永久性削减,而非简单的空间转移。新增加的服务业岗位大多薪资微薄,且区位分散,难以按照传统方式组织成强大的工会力量。这对于资产阶级在阶级博弈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极为重要。

金融化推动的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权力之争在教育领域。新增加的高科技服务业和FIRE部门的核心岗位固然高薪,但需要优质教育。而金融化下的“小政府”使公共教育开支成为了财政紧缩的牺牲品,学费和学区房价格飞涨,公共教育质量与私立精英教育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家庭通过教育途径改变经济命运的努力也受到了资本力量的打压。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实质,便是将一切可以垄断的公共产品统统私人垄断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优质教育资源也不例外。所以,垄断资本的金融化,不仅试图加强资本在当代的经济权力,还试图垄断下一代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

 

三、金融化下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进入新阶段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化深刻地改变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循环和积累,空前严密地控制着全球的价值生产和财富分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更加尖锐了,在生产力层面(产业危机)、资本和资本关系层面(金融危机)、国家和资本关系层面(货币和财政政策危机)、劳资关系层面(意识形态危机)、国际关系层面(国际关系危机)均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列宁时期的老帝国主义矛盾在新帝国主义时期以新的形式更加全面地爆发出来,并且还走到了资本主义内部药方无解的新阶段。

1.产业危机进入新阶段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金融化,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垄断资本大量投资海外,使国内产业空心化,这类似于列宁时期的英国。发达国家留下的主要部门是FIRE部门,是以金融化的模式运作的垄断性公共事业部门、商业部门和高科技企业。即便在高科技领域甚至在新兴的分享经济领域,与其说率先取得科技研发和创新商业模式是企业盈利的关键,不如说,率先并购科技研发创新企业并使其金融化,垄断该领域的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是资本盈利的关键。垄断资本利用科技创新的金融化获利的能力越来越纯熟,而基础性科技研发所需的投资却越来越稀缺,导致资本主义整体科技进步率的不断走低和利润率的不断下滑,实体经济有利可图的投资空间越来越少也使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岗位被迫转化为非生产性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进步率,同时也表明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下的产业危机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金融危机进入新阶段

金融化使得大量过剩资本便利地进入世界各国的各个垄断部门,作为金融资本分享垄断利润。但随着对投机的管制越来越弱,投机的金融品种越来越多,杠杆越来越高,行业自律越来越成为一句空话,金融危机也变得更为频繁,不仅常见于外围国家,也经常发生在中心国家。金融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与以往相比,杠杆更高,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也更强。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列宁时期若发生经济金融危机,金融垄断资本的损失是难以转嫁的,而在当代金融化时期,金融资本一方面与产业资本相融合,另一方面又与产业资本相隔离,既能在繁荣时期分享产业资本股票升值的红利,又能在危机时期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对冲损失,如果对冲不了还可以通过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来接盘,转嫁损失。这也标志着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金融危机层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货币和财政政策危机进入新阶段

(1)货币政策危机。当代金融垄断资本能够在金融危机中转移损失,高度依赖于政府政策的影响和控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美国公众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的质疑,政府声称此次救助没有亏钱,还获得了账面利润。不过,这些账面利润实现的前提是虚幻的金融资产泡沫在美联储全部抛售完上万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前不会破灭——这显然是永远变现不了的账面利润,并进一步加大了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难度,使其不得不长期维持零利率状态。欧盟和日本也面临相似的难题,如果不保持零利率状态,将刺破金融泡沫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如果保持零利率状态,又进一步刺激了金融泡沫的膨胀,无法利用低利率促进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就业的恢复,从而降低金融泡沫相对实体经济的脱节程度。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在面对深度金融化引起的金融泡沫时已陷入了货币政策左右为难的新阶段。

(2)财政政策危机。金融化后,刺激性财政政策以减税为主。供给学派声称减税能刺激投资生产,未来会产生更多的税收,从而削减财政赤字。不过事实是,减税只是增加了上层的金融投机和奢侈消费,并未增加实体经济投资,税收回增也无从谈起。金融化还极大地便利了跨国资本的避税,尤其有利于新兴的IT跨国垄断公司利用“荷兰—爱尔兰三明治”等漏洞避税。金融化下垄断资本的减税和避税对于财政赤字无疑是沉重的双重打击,而金融泡沫破灭后政府不得不承担的救助银行的任务更加剧了财政危机。拥有国际金融霸权的美国还可以向全世界转嫁危机,而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新阶段——部分国家信用破产,发达国家也开始因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而被降低信用评级。

4.意识形态危机进入新阶段

(1)金融化下初次分配领域的贫富差距再次拉大,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从1950~1970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0~2010年的18%左右,恢复到列宁时期的水平。金融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金融化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它们的收入差距也都远远高于二战后的水平。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精英和食利阶层在金融化背景下越来越不掩饰自己的奢侈消费,也刺激了普通民众的神经,使资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自从金融化以来,再分配领域也被严重侵蚀,劳动者在养老、医疗、教育、失业方面的公共福利增长缓慢或停滞。美国的养老金账户由于在金融化后大量投资金融市场,在泡沫破灭时缩水严重。原本公共福利较好的欧洲国家也在危机后大幅削减福利,加剧阶级矛盾。

(2)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左右摇摆,但均无法满足大多数人要求,无法恢复发展经济,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民众对政府能力和公信力的认可程度下滑。金融化以来金融危机不断,每次危机后,政府都会采取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来救市。但是,不管是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政策等,都难以解决复苏乏力、就业困难的难题,即便依靠有利的外部冲击暂时缓解矛盾,用不了多久又面临危机加重、无计可施的局面。各派垄断资本家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上台时向选民承诺自己是民众的代言人,上台后又摇身一变成了部分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即便有一些能缓解国计民生问题的公共投资和福利计划,也很可能被反对党阻碍或削弱,使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和选举制度的虚伪性和低效性进一步展现出来。无怪乎金融化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度不断下滑。在2016年11月8日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抨击传统精英政治的特朗普爆出冷门赢得大选,与其说是特朗普更受欢迎,不如说是希拉里更不受欢迎,这也反映了美国人民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媒体粉饰太平和控制政治的强烈不满。

5.国际关系危机进入新阶段

近25年来,美国借助金融化占有最大份额的世界剩余价值,却将经济政治危机不断转移到其他国家,破坏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主治理,最终也损害了自身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能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使国际关系危机日益突出。

(1)金融化加重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危机后,需要对外转移矛盾,拉取选票,维持合法性。与列宁时期相似的是,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重重时,总有不少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想对外转移矛盾。不同的是,列宁时期的国际矛盾主要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而如今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则主要煽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如煽动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贸易逆差问题等,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政客无法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替罪羊。右翼保守势力、民粹主义甚至右翼纳粹主义在欧、美、日等国有重新抬头的倾向,国际关系也因此面临新挑战。

(2)金融化30多年来,垄断资本借助金融化,私有化了更多国家的垄断部门,更便利地控制大宗商品和股票证券价格,更严密地垄断了知识产权,掠夺了更多落后国家被金融化的各种财富,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拉大了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而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对各国的吸引力开始减弱。新兴国家不断试图打破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技术垄断、贸易垄断和金融垄断,也刺痛了垄断资本敏感的神经。为了维持霸权地位和垄断利润,美国在经贸、军事等领域加强了强制性加盟活动,并在军事上重返亚太,加剧了全球紧张形势。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原本计划通过将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捆绑销售,逼迫其他国家遵循其制定的一揽子不公平协议,并尽可能排斥中国加入,减少其国际影响力,从而便于金融垄断资本更好地占有各国的剩余价值。虽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TPP和TTIP可能搁置,但是美国试图孤立和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行动将不会停止。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反弹,主要体现在重返亚太上,尤其是在东海和南海争端上的故意挑拨,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来增加自己的地区存在感。近年来,不仅中美中日关系面临挑战,欧美和俄罗斯关系也日益紧张,中东地区也内战不断,ISIS等恐怖组织进一步搅乱了局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或间接干涉,国际关系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总之,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化发展到今天,在金融垄断资本日益腐朽和冷酷的剥削制度下,产业危机不断加深,过剩资本在进入金融领域后,金融危机日益加剧;危机被政府接盘后,则使政府面临新的货币危机和财政危机,政策调节作用失效,并由此牺牲普通民众的收入、福利和就业,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也随之加剧。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对外转移矛盾,同时也为了维持霸权和攫取更多国际垄断利润,因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面临更多挑战,并挑动中东和亚洲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进一步调整和重构的可能。综上,金融化总体上使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迥异于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与列宁时期帝国主义既一脉相承却又大相径庭的新状态(在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紧张程度上更接近于列宁时期),由此可能会进入一种新的帝国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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