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规模化的黯淡前景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规模化的黯淡前景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规模化的黯淡前景

滠水农夫

由小农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存在两条路径,毛主席指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意味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将农民组织起来,依靠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发展集体经济,搞有商品的计划经济,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搞市场经济(或改头换面的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导,并通过资本的人格化身资本家来发展农业生产。

那么,资本主义道路,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小农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前景如何呢?

和世界上其他类似国家一样,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前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民的半无产化和无产化。随着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推进,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再造,农村的两级分化必然扩大和加剧,一方面是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农业资本的人格化身,占有农村大片土地,成为农村实际统治者,另一方面,大量失去土地的小农不得不沦为各色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伴随农业资本的成长壮大,必然是农民的半无产化和无产化,虽然由于中国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经历无产化的过程显得更持久而曲折,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农民无产化的客观发展趋势。

(二)土地的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既是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前提,又是结果,与整个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相伴相生。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只能是整个中国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如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是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样。那种认为不去改变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整个社会私有化进程,而单纯地强调农业不能搞私有化,农业不能被资本主导的观点显然既无助于改变现实,又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三)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按照资本的逻辑,城市化是必然的。资本的活力就表现在其流动性的强弱,而流动性的前提则是发展失衡局面的维持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体现,我们看到由于改革之初整个国家呈现的基本均衡状况,制约了资本的发展,于是在沿海建设经济特区,集全国之力打造经济发展引擎,这样东西部地区的分化就形成了,资本流动的路径就畅通了。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持,自然成为国内外资本投资的高地,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具备吸纳资本的条件,则只能输出廉价劳动力。中外资本输入和中西部廉价劳动力供给相结合,使东部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成功地承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转移,构成了名副其实世界工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体—依附”发展规律同理,一方面中国与世界接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呈现出依附西方发展的性质;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又呈现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依附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资本化的同时必然要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以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为外围,城市吸取农村、农村依附城市的主体结构。这种资本主导的城市化狂潮同样也非中国特色,拉美、印度等国在中国之先,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及贫民窟问题。

显然,经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完成土地资本化和农民的无产化后,目前这种严峻的三农问题就逐渐演化为城市问题,由小农与资产阶级对于土地占有的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于剩余价值占有的矛盾。可见,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是将社会矛盾弥合了,而是将社会矛盾转移、积淀和激化,今日巴西出现的农民占领运动,就是民众对资本主义农业改造造成严重社会危机后的一种反应。

由于中国国情决定,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后发地位,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无论是实行欧美式的大农场规模经营,还是日韩式的小农联合体,在农业生产关系中构成的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颠覆全局的危险,毕竟农业问题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问题,更是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农民问题被遮蔽了,社会不公被合理化了,社会危机被加剧了。而站在短视的所谓小农立场,则看不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总是陶醉在小农经济的美好想象中,既无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又暴露了这种立场本身的虚伪性。那种认为小农经济可以与世长存,甚至以日韩台为样板,希望在中国构建升级版的小农经济联合体,以抵御资本市场的强势扩张,显然是放大了小农经济所谓的坚韧性。而无视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着农村的空洞化、农民的老龄化、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同样使千千万万的小农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而非超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同样是秘而不宣视的。无论中国农业选择何种资本主义改造路径,三重主要危机恐怕难以避免。

(一)粮食危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是粮食危机产生的根源。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农民各自被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正常再生产,于是青壮年纷纷离乡到城市打工,形成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业已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成为了一种最低基本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变成了老人农业、留守农村,田地抛荒、粗放型生产正为普遍现象,农业生产率只能维持在低下水平。更兼之城市化浪潮下,全国各地掀起的圈地运动,使大量耕地被侵占、非粮非农化,耕地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加之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必然导致粮食供给的问题。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可是要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必然要从根本上改造农业生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顶层设计扶持新型农业经济主体、消灭小农生产的原因。可是,中国正在实行的欧美规模经营模式,却不再具备欧美的国情和基本条件,中国人多地少,且不具备海外殖民的条件,农村释放的大量人口无法在城市得到安置,即便不考虑农业人口的安置问题,实行了规模经营,中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也不可能取得优势地位。归根结底,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之所以处于高位,是其先发优势和有利的国情决定的,即便在同等条件下的竞争,发达国家也必然占据强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粮食大量倾销中国,中国连年增加粮食进口的原因。在国外廉价粮食冲击下,中国农业生产利润率不断压缩,不仅小农种田不赚钱,纷纷破产,即便实行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国际资本的竞争,也很难立于败之地。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农业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改造,也很难解决已经存在的粮食危机。更不论小农农业或者是日韩台式的小农联合体,不可能逆转农业的弱势地位,更不可能解决粮食危机,目前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解决本国本地区粮食自给问题就是明证。附带说一句,集体化是发展方向,但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化的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模式不是建立在有商品的计划经济这一巩固的工农联盟之上的集体经济,本身无法克服市场经济的风浪,这种模式也无法复制、推广,以色列的基布兹、日本的山岸会等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二)生态危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以赚取利润为先导,必然导致化学化农业和工场化农业的发展趋势,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施用大量化肥、农药,实行单一化种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大自然的循环系统不再发挥作用,造成土壤、水源、种植物的污染,人与自然的和谐系统被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健康。

(三)社会危机。正如上述,农业问题不单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三农问题也不单是局限于三农领域的问题,更是全局性、系统性问题。如我们所知的,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实际上是一次“隐性革命”,今天中国三农实际与改革之初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也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当年在低水平的发展状况下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憧憬,那么今天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下,各种隐忧和社会问题纷至沓来,严重的地区、城乡发展失衡,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兼之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日益迫近,农村何处去,中国何处去,又已到了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显然凋敝落后的农村与繁荣先进的城市不相协调,原始低下的农业与现代科技不相协调,抛向城乡边缘的农民与城市中产的梦想不相协调。一方面是农村的空洞化打开了资本侵入的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病导致民众的蚁族化、无根化,不论在农村或者城市,分裂和对立日益成为常态。资本主导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奇迹,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危机,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

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走不通,历史将同样证明,在中国,农业搞资本主义也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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