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限制商品制度和正确对待小商品生产

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限制商品制度和正确对待小商品生产

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限制商品制度和正确对待小商品生产

 

限制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之间的关系

 

王启荣

 

 

我们说我国现行的商品制度,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必要的,但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限制呢?
在这里,应当把商品制度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作适当的区分。概括言之,商品制度同商品经济是同义语或实质相近的概念,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货币交换的总称和抽象。但若仔细区分,商品制度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又有所不同,前者更侧重于商品经济的体系和范畴,后者侧重在商品生产、交换的具体安排和实际组织工作。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区分,(过去“四人帮”的蓄意歪曲那就不说了,就是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包括我本人在内亦常常忽略这一区分。)对于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对我国现行的商品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指示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毛主席在1974年理论问题指示中说要对现行商品制度加以限制,是限制什么呢?难道说我国现在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多了,要限制吗?难道是说我国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数量和商品流通速度要加以限制吗?当然不是。只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决不是指限制这个。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按计划进行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实有大力发展的必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实有甩开膀子大干的必要,这是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1977年12月5日)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区别。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由此可见,所谓限制,既不是限制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数量,更不是去限制我国商业工作者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么限制什么呢?
所谓限制者,是限制社会主义商品制度中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那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尽管这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是旧事物的残余,但它已不同于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中间一般已不包含人剥削人那种不平等的因素,而只是由于存在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个一般商品经济中通行的原则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时期中积极作用是主导的,但它也存在着不占主导地位的本身固有的消极作用。只要限制得当,它就可以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如果限制不当,过紧过松,都可以形成一种不利因素,而起着滋生资本主义的助剂作用。有人说,限制过松了,比如让价值规律作用去自发调节,这样很容易搞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是可以理解的。怎么限制过紧了,也会发生“过松”的同等效果呢?答曰:过犹不及。限制过急,也会摔筋斗的。因为你限制过急了,就是说你对这块资产阶级权利尚存在的主导的积极作用也不去发挥它了,那样,你实际上接近或走上了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的道路,这当然要对社会主义发生有害的影响。马克思谈及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必要存在这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时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第14页)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尚不能一下子取消这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而谁要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它,就必然会人为地造成和加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加剧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实际生活也表明,如果不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执行党所规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其结果将导致市场商品流通量的减少。而一旦在某些生活必需品短缺之际,资本主义的投机买卖不就从这个缺口里如毒菌一样滋生出来吗?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在“四人帮”一度横行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在有的地方看见了这一现象吗?所以说限制的过紧过松都是不可取的。
照这样说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要大力发展,限制的只是商品制度。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说很抽象,究竟怎样具体理解这种限制的对象呢?其实并非抽象,就浅见所及,我们限制商品制度的基本任务是:
1、对那些已经确定了的由国家统一分配、直接调拨的主要生产资料,如大型机器设备、基本建设的重要器材,一般不进入市场流通范围(属于外贸物资例外)。
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分配、使用劳动力和劳动后备力量,根本禁止买卖劳动力,防止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变相剥削行为的发生。
3、国家和地方对于关系人民生活迫切需要、但一时供应量尚不那样充分的物资,采取计划定量定点供应,而不采取自由上市的**切实而稳定地供应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4、坚决贯彻执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政策,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规律的支配作用下适当利用价值规律的富有成效的政策。国家在确定(半二十八画生注:对于商品价格,不宜使用确定一词,应改为提出)商品价格时,要严格进行成本核算。只有在精确的成本核算基础上才能正确规定价格与价值上下出入的幅度。毛主席说:“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譬如,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之确定(半二十八画生注:由于农产品是商品,所以价格不宜提国营商业单方面确定,应改为提出),要考虑生产这种产品的下列项目:使用劳力的多少,劳动的强度,生产难易程度,投资量的多少,技术高低程度,占地时间长短以及劳动日工分值水平等。只有在经过这样认真的而不是粗心大意的成本核算有基础上,正确规定盈利水平,然后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全局考虑下确定(半二十八画生注:对于商品价格,不宜使用确定一词,应改为提出)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

5、坚持执行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货币的发行、投放、信贷、回收的大权统一集中于国家银行手中。银行对于企业的资金流通和使用有监督的责任,任何企业或个人不得从事货币投机或利用货币从事剥削活动。
以上所举,择其要者,不一定是完备的。这些限制项目,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就是在执行的,并在执行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有的人以为这样的“限制”,只是在毛主席1974年发表理论问题反映示时才开始进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在1974年底发表指示,乃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二十余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这些项目限制的必要。有的人撇开这些应当限制的项目,而以为要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数量与速度施行什么限制,这样就弄错了主题。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借宣传理论问题指示之机,另搞一套,企图毁灭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阶级敌人的倒行逆施,根本不属于我们研究的限制什么和不限制什么的范围了。(有删节)


 

正确对待小商品生产

(原题: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经济根源) 
 
肖功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这是被“四人帮"搞得最混乱的一个问题。他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都说成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予的经济基础,从而成为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等于走资派——炮制经济上的理论依据。
 
 
阶级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样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对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经济根源进行科学的探讨,端正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小商品生产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要分化产生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阶段,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研究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商品经济 
 
     小商品经济是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在人民公社化之后,怎么还有相当数量的小商品经济呢?
 
 
     一阵又一阵的单干风,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即在农业现代化之前,也还可能有。“四人帮"横行的一九七六年,福建全省分田单干的土地近百万亩,有的县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土地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莆田地区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拆了队,百分之三十的耕地被分掉单干。这种单干风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修正主义路线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其客观的经济原因。在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小商品生产者的两重性,加上生产力落后,主要依靠手工劳动,集体没有富足的家底能牢固地把社员联系在一起,集体经济的巩固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因此一股风吹来,很容易分田单干。
 
 
小私有的残余将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独立性的小商品经济。在现阶段,保留社员个人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宪法规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因此不能忽视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的作用。但从经济实质来说,它仍然是小商品经济的残余,既是集体的补充,又和集体经济存在着矛盾。特别是在集体经济受到天灾或者人祸而被削弱和破坏时,这种矛盾更加突出。比如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下,许多地方和社队,不仅不能“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而且吃饭也靠不了集体。福建省晋江县一九七六年许多社队每人每年口粮只有三百多斤,收入仅四十至五十元,个别的如安海公社安东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每人全年口粮为六十一斤,收入为六元。集体经济是这样薄弱,以致社员不得不自找出路,竭力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使之远远超过从集体所得的收入。这样,在集体与个体的矛盾中,小私有成了矛盾的主导方面,
经济的性质也就变成了具有很大程度独立性的小商品经济。从福建省晋江地区的一些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晋江县安东大队社员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普遍把经营自留地当做命根子,光是种地瓜苗出售,有的户年收入多的近两千元,少的也有数百元。青阳公社一个大队副支书,全家六口人从集体分配的口粮只够吃半年,一九七七年他在自留地种菜卖了七百多元,种地瓜苗卖了四、五百元,共收入一千二百元,刚好相当于买高价粮的开支;而他全家的劳动工分有三千多,收入四百元,个体收入超过了集体收入的二倍。有的不仅在自留地上经营个体经济,而且上山开荒,或把集体耕地利用于发展个体经济。福建省德化县浔中公社丁乾大队全大队扩大自留地、饲料地、私人占集体耕地和私人开荒地达三百五十多亩,加上自留地共四百七十九亩,占集体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六。这个大队的山林所有权和经营权,长期以来实际上是私人或宗族掌握。
 
 
     再就是从事大量副业。晋江县西安大队有一户三兄弟养奶牛十头,平均每天产奶近百斤。一九七七年的家庭副业纯收入九千九百八十八元,占该户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七,仅牛奶一项收入就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而生产队的农业收入仅占百分之二点七。

    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业,由于缺乏经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而林彪、“四人帮"则趁机进行破坏,他们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破坏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取消社员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等等,抹煞生产关系的一定稳定性,别有用心地搞什么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由于物质条件不具备,变过去了往往只能变回来,反反复复,结果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造成
生产的停滞和衰落。这样,小商品生产、乃至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应运而生。以下是这方面的一些事例:        福建省惠安县大乍大队,一九六七年的鱼产量达到十五万六千八百担,交售给国家十四万多担,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全大队拥有二百八十百元的资产,号称渔区的“双百万富翁队”。后来,在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下,大队原有八十七万流动资金,到一九七六年全部亏空,而且还倒欠国家贷款十八万元,这一年鱼产量只有二万一千多担,交给国家的渔产品仅一千零二十三担。这个大队集体经济是怎么搞垮的呢?仅举一例,一九七O年这个大队搞什么“乞饭不要钱,基本口粮供给制",社员公费医疗,花掉集体资金七万九千四百五十元。另外,片面地贯彻以粮为纲,把原队办企业挤掉,到七、八十里以外去远耕,占用别队的土地,生产也上不去,结果平均每户只分到三斤半稻谷,花费集体资金八万多元。破坏了社会主义集体资金,结果是拿大队渔业全部分船单干,农业全部分田到户。
 
 
破坏按劳分配,无偿剥夺社员的劳动,必然严重挫伤人们搞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热衷于去搞小自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然发展到单干。这是德化县丁乾大队二十个生产队中,有十五个队分田单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十五个队长期不评工记分,不搞分配,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千与不干一个样,好坏锅煮,长久以后,就闹分田单干了。
 
 
    由于耕地总是有限的,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人口的自然增殖,农民中的大部分必然要逐步变为工人,或者亦工亦农,就地成为工人。农业人口的绝对减少和工业入口的增加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福建省的国营工业和社队工业发展缓慢,农村中的过剩人口除一部分想尽一切办法挤进社队工业之外,还有一部分则从事个体工业加工。晋江县莲屿大队有私人车床八十二台,石狮公社有私人车床一百四十台。石狮银行营业所的一名职工,私有车床二台,砂轮机一台,其子女五人(均农村户口)加工螺丝等产品,几年来总收入达二万七千八百二十元。此外,还有些是手工业主,如石狮镇五星大队第三生产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户生产迷信品锡筛。还有的是从事私人运输,石狮公社港塘大队是县的农业机械化试点,全大队十七台拖拉机,只有二台属于大队所有,九台虽属于生产队所有,但包给私人管理和使用,除农忙时按合同给集体耕地之外,其余时间都给私人运砖瓦等。还有六台属于私人所有。福建省福清县江镜公社有的大队将手扶拖拉机以每年二千三百元包给个人搞地下运输,把队办工厂和渡船包给个人经营。
 
 
二、小商品经济的分化,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要发生阶级分化。从事小商品生产中的少数人,因为生产条件好,赚了更多的钱,企业规模扩大,劳动力不足,于是就从事雇工剥削,由量变到质变,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下是晋江县的一些例子:
 
 
青阳饮食店一个退职职工和他老婆一起加工鱼丸转卖,开始用手工操作,后来拥有一台电动绞肉机,雇了两个工人(代价只吃三餐饭和给一些买烟的零用钱)。自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八个月的营业额达到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五元,实得暴利一万零八十元。
 
 
五星大队第三生产队有四十一户生产迷信品,其中二十户雇佣了十八人。
 
梅山大队有一个人,原来从事手工单干,四处搞冷作修补,以后到处包工加工,发展到承包制造大小车床,长期雇工五人,在青阳同时开设三处地下黑工厂,三年中非法所得一万多元。
 
 
莲屿大队的八十二台私人车床的占有也是不平均的。拥有一台车床的四十五户,拥有二台的四户,拥有三台的一户。其中有十台车床是私人出资或出部分资金购买,而本人不劳动、少劳动或仅仅参与技术指导而坐享利润分成。有一户有二台车床完全从事雇工剥削。还有些私人车床是雇亲戚加工的。莲屿大队有一个党支部委员,私有一台车床,雇其外甥加工,平均每月工资四十多元,而这台车床每年加工的收入扣除成本后,起码可赚一千元左右,其剥削程度达到百分之二百。
 
 
   安海镇红星街有一个无证小贩,一九七一年为安海化工厂代熬猪油,提取加工费。从一九七三年起,他与几个兄弟四处抢购生猪、猪肉,私设屠宰场,摆舍肉摊,至一九七七年,计抢购销售生猪三百二十头,一天最多竟宰杀销售十三头。同时还开设熬猪油、炸猪皮的地下工厂,共熬油二千八百多斤,肉、油运销福州等地,并且从事雇工剥削,得暴利一万二千九百元。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是怎样产生出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但是那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地下工厂或地下工程队又怎样说明是在小商品生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根据掌握的十七个地下工厂和十一个黑包工的材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这些地下工厂、地下工程队的资金来源除了一部分是通过贿赂骗取集体的资金以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私人投资或合股办起来的,每股多的五百元,少的五十元。这种小资产者拥有的钱款,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
 
 
    (二)这些地下工厂、地下工程队的为首者,绝大部分本人成分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其中,中农、富裕中农八人,小上方、个体手工业者八人,无正当职业者三人,学生成分四人,家庭出身工商业和地主的各一人。这些人都有一个从自发到暴发,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福建省浦城县水南公社有一个人在一九六一年从事单干打铁,第二年找了一个帮工,后来挂上了集体的牌子,用集体的资金,雇了两个工人,本人完全脱离劳动,三年半中,他就牟取暴利一万七千二百九十六元。晋江县有一个人,出身于小商贩,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先后在沙塘农械厂等数十个单位任供销,得暴利二万四千七百一十三元,他还购买车床两台,子女三人白天在队办工厂工作,业余时在家帮他加工螺丝。福清县龙田公社有个建筑工程管理站脱产“干部”九十任,几乎人人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些“干部”都来自农民,表现小生产者的许多固有特点,他们中有些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看不惯”,后来“跟着干”,最后变成“拼命干”。
 
 
  
 
    (三)地下工厂和地下工程队大多产生在集体经济遭受破坏,单干成风,阶级分化比较严重的地方。如晋江县陈隶公社四境大队,“四人帮"横行时社员口粮全年平均只有二百余斤,收入二十四元,队里流行着一句话:“动脑筋(意即找个人赚钱门路)胜过赚工分",于是私人合伙办工厂就发展起来。农村黑包工头也是利用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工分值低、劳动力找不到出路来进行活动的。 
 
 
    (四)小商品生产和交换,某些社队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活动得以存在的基础。浙江省平阳县有一个人组织黑工程队,在福建省建瓯煤矿承包巷道工程,掠取暴利六万多元。他的工程队全部靠高价粮过活,从一九七七年三月至一九七八年元月,在当地一共买进二万多斤粮食。黑工程队能够买到粮食,这和某些社队和个人追求自由贸易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是分不开的。否则,黑工程队是很难生存的。
 
 
    (五)一切地下工厂或工程队都进行雇工剥削,都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即购买劳动力。从地下工厂来说,每个厂雇佣几人到几十人。至于地下工程队的雇佣关系就更加明显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分配上通过高工资、多报旅差费、多吃多占、贪污、甚至敲榨勒索等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浦城县水南公社地下工厂“水南农机组"的一个头头,每月工资四百五十五元,而其他工人每月只有五十五元;惠安县山腰盐场跃进工区第十生产队纸塑厂的一个头头,每月工资二、三百元,二十六个月共领工资六千六百三十四元,而其他工人的中等工资每月只有七十元左右。这些黑头头不顾工人死活,巧立名目,剥削榨取工人口如福建省南安县华蓬公社工程队,几年中工人死亡、重伤三十多人,而一伙包工头则靠吸工人的血汗大发其财,有三十六人严重贪污,其中贪污一万元以上的五人,五千元以上的五人争千元以上达二十一人。洪赖公社一个黑包头盘剥工人的名目达十几项,仅超经济的剥削即牟利七千五百元,有的工人除一目三餐外,身无分文,甚至要变卖衣物才能还乡。
 
 
    这些劳动力是怎么成为商品的呢?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就能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如果集体生产不能充分发展,不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甚至遭受严重的破坏;如果国家工业或社办工业不能迅速发展,或者由于某些政策未很好贯彻落实,如知识青年安排不好等,就势必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或部分相分离。有的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据晋江县统计,一九七六年全县劳动力外流达一万五千多人。福建省莆田县西天尾公社平均每人只有四分八厘耕地,有近一万个剩余劳动力,社办企业也只能容纳其中的百分之三十,还有七千个劳动力没有出路。集镇的闲散劳动力更多,晋江县安海镇有二万多人口,闲散劳动力有四千零一十五人;石狮镇有一万八千三百零五个居民,没有职业的就有四千四百四十四人;这个镇的宽仁街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的“皮球户”有七百多人。据一九七七年末统计,福州无户口人员有六千七百二十三人。这样多的过剩劳动力,除了一部分从事小商小贩,甚至搞投机倒把外,许多人是出外做工度日,其中不少是给黑包头、黑供销当雇工。奇怪的是,当某些黑供销在这次“一批双打”运动被集中审查时,竟有不少群众要求放他们回去工作,因为没有黑供销的一套鬼办法弄不来业务和生产资料,产品也销不出去,这正反映一种“饥饿的鞭子”对“自由劳动者”的强制。而不能简单地责怪群众落后。当然,这种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某些特点,有的是由于集体经济遭受到破坏而直接出卖劳动力的。但是,有相当多的则是在从事小商品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分化产生的。
 
 
雇佣劳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当家庭手工业者完全为包买主从事加工订货,这种家庭手工业者所得实际上是加工的工资,成为受包买主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转变成了工业资本。这种剥削形式在晋江县被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广泛使用。石狮镇一个黑供销在联系到业务合同时,把价格高、收入多的产品留给自己或同伙经营,此种产品多是由别人在家里加工产品的某些部分或全部,然后以寄交产品的形式让厂方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其他收入全部归他们。一九七四年他同青阳建筑社两个车工合伙经营一批螺丝业务,寄交给草田螺丝厂出售,牟利四千一百元。
 
 
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不仅会产生工业资本,而且还会产生商业资本。在无产阶级专政
条件下,新产生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投机性的资本主义。
 
 
列宁曾经说过:“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的把一些贪污盗窃或非法获利万元以上那些“万字号”的人称为什么“大王”,以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这是完全应当的。但是决不能认为这些人是什么垄断性的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不可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总是由国家或集体掌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使得这种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短命的。据调查,这种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都是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七年出现的。也有少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惯犯,曾经受过老“三反"和“四清"运动的打击,在新的条件下又死灰复燃。当前,资本主义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从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冒出来的投机性的、细小的资本主义。据晋江县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统计,在“一批双打"运动中,揭发出有问题的人为一万零五百一十五人,其中贪污盗窃的四千八百九十人,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三;投机倒把五千六百二十五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七,占多数。
 
 
当集体所有制没有变成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仍然是商品、消费品的出卖者。他们有哪些商品可以出卖呢?自留地和个人副业生产的部分产品,集体分配的产品除了个人消费的多余部分,奖售给个人的物资,等等。如果加上大量单干或半单干的产品,或集体合法与非法上市的产品,数量就大得可观了。石狮镇最多时每天参加集市贸易的有二万五千人,成交额达六万七千多元,这就明显看出农民仍然是一部分商品的私有者。
 
 
     农民长期生活在商品经济中,习惯于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一些商品的出卖者必然追求自由贸易,产生投机行为。简单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可以为投机性的商业资本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商业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条件,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需要的条件。……唯一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资本论》)
 
 
     石狮镇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这种中介作用。比如粮食是一类物资,一般是严禁买卖的,但国家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在市场上调剂一点,一般农民有余粮不爱挑到市场上出售,往往在产地脱手,每担让中间人赚四、五元。买卖水产品获利更大,一些农民或集体怕东西坏,或怕市管人员扣留,都愿意在产地脱手,而投机倒把的中间商人或小贩就趁机压价,产地一担鱼是四、五十元,到市场上则可卖百元上下,获利一、二倍。
在这种情况下,小商小贩和投机倒把分子就成批产生。莲屿大队第十三队有四十一户,其中二十六户弃农经商。梅山大队靠近市镇,许多社员起早到市场上把远地来的货买下,然后零卖,每天至少三寻五元,到八点钟还可以回队出工。第十五小队七十九户中,当这种二盘商的就有六十二户。还有的搞长途贩运,晚上到各家收购农副产品,第二天用自行车运到泉州等地去卖。
 
 
从事小商小贩或中间买卖的不只有公社社员,还有大量的城镇居民。石狮镇共有四千户,就有近千家小贩,其中无证商贩六百户。这个镇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共查获二千七百起案件,属于初犯、偶犯或问题不大予以教育退还或平价收购的有一千起,其余一千七百起主要是长途贩运或中间倒卖,没收金额四万多元。
 
 
从小商小贩发展成为投机商是屡见不鲜的。石狮公社塘边大队有个社员,一九七零年买卖水产品赚些小钱,后当杉木经纪人,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用花生油贿赂福州某公司食堂总务员,通过他到南平钢厂套购钢材,然后转手倒卖,买价是每吨四百三十元,售价是每吨六百四十元到八百一十元,加上其他非法所得,共获暴利一万余元。
 
 
福建省闽侯县甘蔗镇化龙大队的一个投机倒把集团,贩卖粮票一百零一万斤、黄金二百六十三两、进口手表四十一只,牟取暴利六万七千多元。这个集团的为首者,是手工业家庭出身,解放后曾贩卖蔬菜。一次他替福州赛园蜜饯厂采购员收购八、九十担橄榄,从中赚了近二百元,尝到了甜头,以后就搞投机倒把活动,逐渐发展起来。
 
 
    从晋江县的情况看,纯粹新生的工业资本是极少的,工业资本大部分是和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前面谈到的那些搞黑供销的人,实际上是从事商业的经纪人,靠转卖承接的的业务牟取暴利。有的名为办厂,实际上完全是搞买卖,石狮镇新华小学的一个负责人,勾结龟湖大队的一个领导人,用这个大队农械厂的名义,替江苏镇江一个厂造四百套木箱,利用差价牟取暴利一万四千九百五十五元。有的干脆买空卖空,进行诈骗活动。福建省永春县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四人帮"横行时,趁机打着“铸造厂"的牌子,到省内外五、六个单位诈骗,骗到现金和钢材等物资二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元。由此可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完全是寄生的、反动的和腐朽的。
 
 
    一些社队的高利贷活动也比较突出。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七年六年间,为了筹集生产资金,晋江县祥芝公社五个渔业队集体向个人借高利贷二百零九万元,每年要付利息五十二万元。也有个人因贩卖耕牛缺少资本,或办婚丧喜事,或生活有困难而借高利贷的。高利贷月息最高达到五分。惠安县大乍大队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单干后,有一社员一家三个劳动力,只分到破旧渔船,三年只收入五百元,不得不靠借高利贷过日子。放高利贷的人既有老剥削者,也有劳动者。福建省长汀县策武公社策田大队有一个贫农社员,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共放债谷三千零七十五斤,现金二千一百二十元。他开始是从家庭副业中逐步有所积累,想建新房,做一点投机生意,然后发展到放高利贷。
总之,集体经济的薄弱和小商品经济的存在是高利贷活动的基础,高利贷就是以贫困为基础的。马克思曾经说:“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体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资本论》)
 
 
     石狮镇不仅有人从事迷信品生产赚大钱的,也有算命卜卦、搞巫婆神棍成为“万字号"的。樟板大队有个瞎子婆,几年从事迷信活动收入万元左右,盖了一座房子。迷信有各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想发财,就找神棍占卜,看是否有利可图。有这样多受骗上当的善男信女,难道不正是因为在“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小商品经济,生活无保证,政治不安定,青年找不到职业,使人们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造成的吗?    
 
 
     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国家机关中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为了逃避国家的政策法令,就一定要不择手段地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加上国家工作人员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旧的思想仍然存在,甚至混进了坏人,这就必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党员中、工人中产生出新资产阶级分子。上面讲的十七个地下工厂和十一个黑包头的材料表明,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都毫无例外地对国家或集体经济的干部进行贿赂和收买。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老的剥削阶级从事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较少,这是因为老的剥削阶级的力量不断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打击和削弱,经过长期教育和改造,他们之中也有分化,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老资产阶级的人数也在减少。但是剥削阶级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中必然有人要进行破坏和捣乱。在对十七个地下工厂和十一个黑包头的调查中,为首的当中有两个家庭出身是工商业和地主家庭,还有一个是虽管制的老特务分子担任供销,一个富农出身的劳改释放犯担任技术指导兼总供销,其他都是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占百分之八十六。在四十三个投机倒把案例中,为首的除有一个原是国民党的上尉连副,一个出身大渔商家庭,一个是地主分子外,其余全部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占百分之九十点二。在七个放高利贷的案例中,也有一个是解放前泉州市最大理发店的老板娘。
 
 
    上述情况表明,有些老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动产,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和技术管理的经验,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还可以依靠习惯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说明马列主义关于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原理并没有过时。大量事实也可以充分说明,国家机关中出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主要不是老资产阶级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直接影响的结果。
 
 
    从生产过程来看,一些黑供销为了取得生产业务,套取国家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总是不择手段地贿赂国家干部。晋江县安海镇西安小队等队办厂的一个供销员,为腐蚀胜利油田的三个工作人员,送桂园干、橱柜等三十七项价值四千七百九十元的东西,取得了同胜利油田八十四万七千元的订货,有的订货价格高出国家规定百分之十至十四。这些黑供销在订合同时,对自己的生产能力吹得天花乱坠,事后无法交货,又不得不施展种种诡计。
 
 
    在流通过程巾,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进行投机倒把,也必然要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套购国家与集体的商品或舞弊,甚至盗卖大量票证。福建省漳浦县佛潭公社洞野大队粮站一个营业员,贪污粮、油票证五万二千五百多斤,其中粮票四万九千多斤,转手给投机倒把分子到缺粮区高价出售,到广东汕头换取羊毛、毛线等,他得九千一百四十四元。福州市某食品站犯有大小贪污、投机倒把错误的二十三人,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六,贪污金额达一万七千一百四十元,肉票七万七千零六十斤。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六月,乱批乱拿猪肉、食品票证三万七千多斤,蛋品四千余斤。石狮镇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自由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品种有粮油、肉类、化肥、水产干鲜、衣服、药材、烟杂、日用五金、票证、鸡鸭蛋品等约二十种,成交额达六万七千六百九十九元。这样多的商品怎么来的呢?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就是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商品通过非法渠道流到小商贩或投机商手中的。许多是“后店前摊”,这些摊贩大部分是这些职工的家属。商店有的东西,小摊上有,商店没有的东西,小摊上也有。石狮供销社一个副主任利用职权,将国家物资私自批给亲友,据不完全统计有:白糖四千二百九十三斤,特松烟一百四十一斤,二级香烟一千一百三十七条,一枝春茶心一百五十九斤。有一次批两百斤糖给一个资本家儿子。这样多的物资,当然不能不流到自由市场上去。
 
 
    在货币交换方面,资本主义势力必须从银行账户上打开缺口,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打通渠道。据石狮镇银行营业所反映,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发现出卖和借用账户的有十二个单位。几年来,有十一个单位或个人使用过事实供销社的账户,计二百二十二笔,金额三十四万元。磁灶大队一个投机倒把集团,拉拢石狮供销社的财会主办,盗用供销社账户,往返于广东、浙江,贩运陶瓷器,牟取暴利一万元,这个财会主办分得赃款一千多元,缝纫机一架,收音机一架。
 
 
    有人说,这只能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不能说明在国家工作人员中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列宁曾经讲,在帝国主义国家,垄断高额利润就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难道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用金钱或物资对无产阶级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的收买,就不是经济基础了吗?必须指出,实行这种收买的,主要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中冒出来的最猖獗部分。对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这种腐蚀作用,正如列宁所说:“这种小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使投机活动得以钻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毛孔中”。(《论左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    有人说,有的是利用管钱、管账**,只要一、两笔就是“万字号”,如何与小商品生产相联系呢?其实这正是小生产者对待权力的态度,说明私有者如何看待对于资本家的胜利,认为现在该轮到他们来捞了。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人们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多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列宁又在《怎样组织竞赛?》中指出:“用被迫劳动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只想摆脱多余的沉重负担,只想以资产阶级那里捞到一点东西,——这是一种旧习惯,必须同这种习惯作斗争。这个斗争已经由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展开了。有一些新参加工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他们还是象以前那样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在我国,当前这些新参加的国家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难道主要不是过去的小商品生产者吗?难道现在存在着的小商品生产及其残余对他们的思想不会有影响吗?晋江县的 一个暴发户,一九六二年就要求从部队复退,不当副连长,说他的收入不如他的小舅打渔的收入多,当时打渔每天可赚五、六元。“四人帮”横行时,他有一次踩到一个核桃,就问卜吉凶,有人对他说:“核桃就是核心,你有官运”,他听后把那颗核桃用红布包起来,放在香炉里供奉。这不正是小资产阶级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典型吗?
 
 
    有的同志认为,贪污盗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漏洞。的确,从一些贪污盗窃产生的表面现象看似乎是如此,但是,只要我们深究下去,就不难看出,这些所谓“不健全”、“有漏洞”等等,其实就是指那些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小生产和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式,诸如缺乏社会主义大生产所需要的严格的统计和监督,无政府主义泛滥,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以及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甚至用小农经济思想来看待社会主义生产,等等,所有这些,都必然给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造成可趁之机,开了方便之门。这难道不恰好证明了贪污盗窃之类资本主义活动正是由于小生产以至封建残余等的影响才产生的,而决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才产生的吗?
 
 
      
 
     四、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列宁曾经说:“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能不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已经同‘苏哈列夫卡’(注l投机倒把的同义词)做过斗争。……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弄清楚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经济基础,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新时期总任务以及党的方针和政策有重大现实意义。有的同志责难小商品生产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根源的观点是什么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等等,这真是莫大的误解。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小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对小商品生产者不能剥夺,而是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品生产虽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本身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更谈不上现在就要割什么尾巴。我们的立论很清楚,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生产代替落后的小生产,为消灭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创造物质前提。列宁说过:“如果说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最突出,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绞杀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当时尚可原谅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对这个问题还要采取纯法国式的态度,就只能引起每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和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俄国境内特别广泛的小私有者阶层,……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论粮食税》)列宁的尖锐批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当然是要镇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要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必须使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前,首先要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弄清楚这个问题;也就使我们看出“四人帮"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是何等的荒谬可笑! 

(根据最新的研究,对小商品生产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全民所有制,可以通过下面的途径来达到。全民经济的生产资料C属全民共同所有,事实上是不可分的,如果为了计划算和叙述的方便,把全民经济的生产资料C分为全民职工部分Cq、集体经济人员部分Cj、其他劳动者部分Ct、无收入的人民[如学生]部分Cw、有收入的人民[如国家机构、事业单位人员]部分Cy五部分,那么,在实际的流通中,全民经济之间、内部生产资料按计划价格[价值量]=C+V+M流通,经过一个社会物质变换过程后,产品易手、货币易手,但易手后的产品、货币仍归全民所有,只不过是从左手转到右手,因此,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说明这种流通不是商品交换,生产资料没有成为商品,但生产资料全民职工的共有份额变大了,这样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得到发展。全民经济的一部分消费资料按计划价格[价值量]=C+V+M按劳分配给职工[国家机构、事业单位人员比照全民职工对待],形式上表现为全民经济之间、内部的消费资料的流通,但其实质是按劳分配,也不是商品交换,在流通完成后应向集体经济和其他劳动者、无收入的人民分别分配Cj、Ct、Cw;全民经济的生产资料与集体经济按计划价格[价值量]=C+V+M流通,但应在流通完成后向集体经济返还Cq、Ct、Cw、Cy和V+M,这样,经过一个社会物质变换过程后,全民职工、集体经济人员、其他劳动者仍然是易手后的产品的共同所有者,但全民职工的共有份额变大了,这样全民所有制得到发展,而集体经济付出Cj的货币,并不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其实质是保留在全民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共有份额,这就表明,全民经济的生产资料与集体经济流通时并不是商品;全民经济的生产资料与其他劳动者按计划价格[价值量]=C+V+M流通,但应在流通完成后向其他劳动者返还Cq、Cj、Cw、Cy和V+M,这样,经过一个社会物质变换过程后,全民职工、集体经济人员、其他劳动者仍然是易手后的产品的共同所有者,但全民职工的共有份额变大了,这样全民所有制得到发展,而其他劳动者付出Ct的货币,并不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其实质是保留在全民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共有份额,这就表明,全民经济的生产资料与其他劳动者流通时并不是商品。总之,全民经济生产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未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集体经济、其他劳动者使用的全民所有生产资料会不断的增加,而且这部分全民所有生产资料中全民职工的共有份额也会增加,这就会为集体所有制、其他劳动者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半二十八画生注)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何消灭阶级?列宁曾经指出不仅要推翻剥削者,而且还要改造小生产者,消灭工农差别,而这正是最困难的任务,这就必须要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小生产,这样才能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才能彻底改造农民的世界观,进而为实现消灭工农差别创造条件。
 
 
    尽管“四人帮"把“消灭四个一切"喊得震天响,但是在他们的破坏下,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不仅不能改造小生产者,而且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反而发展起来。由予生产的破坏,生活上的困难,甚至使国家工作人员和城市工人也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严重影响,不能不各自用歪门邪道去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小生产方式在许多方面以各种形式恢复和发展起来,如私分产品,以物易物,乱搞协作,千私活,当“老鼠工"等等,于是方便了贫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活动。
 
 
    列宁还说:“贪污行为是任何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改造都治不好的一种毒疮。……它只能用提高文化来医治。"(《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为什么呢?列宁指出,贪污是在文盲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只有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才可以广泛实行人民民主,对国家和集体的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贪污盗窃就很困难,就难免不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科学文化的发展必然加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觉悟'为消灭贪污创造物质前提。    .
 
 
    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确实是一场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大革命,它就是列宁提出的粉碎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小经济的唯一办法在我国今天的具体实践。

 ——————

半二十八画生注:有删节。本文正确地论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小商品生产,至于在修正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从小商品生产中分化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还通过并购等种种方式瓦解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而且直接从公有制经济(国有、集体经济)中通过MBO、股份制、境外融资、混合所有制等种种方式产生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此外,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然由市场机制、实际上是由提升为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经营,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发展为遵循利润最大化这一现代资本主义基本规律进行生产经营,因此,这种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日益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必然产生大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大量引进了外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分子。

 

正文右侧广告一

正文右侧广告二

Ibeacon管理系统诚招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