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形式论稿

经济运行形式论稿

经济运行形式论稿
 

 

 

献给卡尔·马克思

  

目   录


一、前言

二、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的成熟度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

——经济运行形式论纲要

三、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难点

四、当前最需要“抠”经济运行形式概念

五、递进解析科学发展观

六、政治经济学结构简图

七、附录一、《<论我国革命>: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总清算》摘要

附录二:关于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

附录三: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新定义

附录四、关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中间环节的生产方式

 

 

 

 


前   言


这几篇提纲式的文章,触发于研读十七大报告遇到的概念难点,融合了十几年来对经济运行形式的思考,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2007下半年,以半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将初稿陆续发表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央电视台复兴论坛、新华网发展论坛等网络论坛。现在保持原有格局,修改整理,结集成册,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总结,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和卡尔·马克思诞辰190周年。

 

 

半二十八画生

2007年12月初稿

                                      2009年仲夏二稿    2014年夏再改    2016年夏补充

 

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的成熟度

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唯一标准

         

——经济运行形式论纲要

 


第一部分


“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人宣扬落后国家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固然属于早已遭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导师批判的庸俗生产力论老调重弹,但也不能轻视,仍应予以有力的反击。当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必然夭折、复辟的新庸俗生产力论甚嚣尘上,更应予以强有力的驳斥。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总是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这是为人类文明史证明的辩证法。近现代的、人们比较熟悉的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历程,向人们充分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复辟、反复辟斗争,历史以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告终;从里昂工人起义、宪章运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苏东剧变、以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运动为代表的第三世界重新觉醒,正在向人们展示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历程。路线错误、领导人背叛、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扩大、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导致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致使无产阶级专政削弱、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改变,造成了苏东剧变的悲剧——诸如此类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科学社会主义角度驳斥新庸俗生产力论的论述很多,早已深入人心。

毫无疑问,上面两种层面的分析都很有道理,十分必要,也必须继续深入,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1。

很多国内外著述在这方面也作了不懈努力,指出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带头在不发达国家里高速度实现了社会主义,探索在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规律,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失误,导致苏联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于西方,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提高,经济体制僵化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和生机,这是苏联解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对国家管得太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未能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这些论述同样很有道理,十分必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再赘述。

为什么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些理论原理的指导,还会出现失误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理论失误究竟在哪里呢?

下面从经济运行形式概念和所有制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以及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等方面着手谈一些初步看法。

一、经济运行形式概念,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夭折?下面从经济运行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等方面着手,来回答这个迄今为止全部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

1、经济运行形式概念和“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的提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的社会弊端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行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采用了“经济运动形式”的提法。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指出“正在瓦解的”是“经济运动形式”,没有说是“生产方式”,意味着恩格斯认为,至少在这里“生产方式”和“经济运动形式”是有差别的。恩格斯接着还说,“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论述,“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提出了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经济形式概念。

实际上,经济运行形式概念和“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蕴含在生产关系的一种定义当中。

生产关系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政治经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 ,认为生产关系应该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方面;一种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3。有很多人认为这两种定义不完全吻合,甚至有人认为互相矛盾,但实际上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恩格斯的定义侧重于经济运行形式,斯大林的定义侧重于生产关系性质。

两种定义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恩格斯的定义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所有制形式”。这恰恰是理解经济运行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的关键!

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就是“所有制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在具体论述各种社会的生产关系时,都阐明它们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在概括人类社会一般规律时,也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指出它对生产关系的其他各个方面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劳动条件的分配,“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与分配的内在联系,把分配看作与生产毫不相干的独立过程的谬论,阐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时,对“生产”所下的定义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些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4,表明所谓“生产”的基础和实质是“占有”,说明“占有”就是生产的基础和条件,生产是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说明生产是交换、分配等的基础和条件。这样,马恩的逻辑清楚地逞现出来:占有是生产的基础,生产是交换的基础,生产和交换是分配的基础,归根到底,占有是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斯大林“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的表述,准确地反映了马恩的思想。

不能设想恩格斯认为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方面不是由“所有制形式”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从马恩全部完整的理论来理解,“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方面,是马恩不言而喻的基础和前提,斯大林完全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所以,完整地理解恩格斯的定义,应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即所有制形式)和形式的科学。

弄清了“条件”之后,“形式”就相对清楚了,很明显,所谓“形式”,即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就是经济运行形式,包括由“条件”决定的生产、交换、分配等方面。恩格斯和斯大林的两种生产关系定义完全可以统一到这样一种理解表述上来,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运行形式两部分。

人们现在普遍认同经济运行形式是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是确立一种社会形态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这种比较笼统、模糊的观点,在恩格斯的定义中实际上得到了更明确、具体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有五种:原始共产经济运行形式、奴隶社会掠夺经济运行形式、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运行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运行形式、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经济运行形式。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经济运行形式决定于所有制,标志着生产关系、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

同时,恩格斯指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6;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论述,“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迫使“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如上所述,生产、交换、占有(产品的占有,这里指的是分配),实际是经济运行形式,那么,所谓“基本矛盾”,就是经济运行形式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迫使“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实质是迫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发生变化,也就是反作用于所有制——“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浮出水面。关于这种反作用,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为便于理解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需要着重阐释一下经济运行形式的关联环节性。一方面,经济运行形式作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业已产生的既定所有制形式的实质性关系和实现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作为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力新的发展所提出的技术要求的直接的随机的反映,经济运行形式又具有易变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般来说,首先集中地在经济运行形式上反映出来。例如,原始社会从自然分工和财产继承等经济关系来看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进;封建社会中,土地的经营管理方式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人独资公司、合伙公司、无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资本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等等。其间,所有制关系的部分质变,往往是由经济运行形式的累积变化引起的,也是由这种变化来实现的,历史地印证了经济运行形式对所有制的反作用。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有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这里“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明显并列使用,那么,这里的生产方式就不是指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概念,而是和交换相并列的经济运行形式中的生产概念。

不仅如此,当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和生长起来的时候,不但首先发生变化的往往也是经济运行形式,而且又是经济运行形式变化的不断积累,造成了既定所有制关系无法再容纳的部分质变,形成了基于不同占有关系的物质利益的明显对立,对整个旧的生产关系形成了日益重大的压力和冲击。这就引起了原有的占有者阶级全面的阶级警觉和动员。但同时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也在经济运行形式的累积变化中凝聚起来了。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反复冲突的最终结果,总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稳固确立扫清了道路。例如,在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中,从经济关系来看的世袭的酋长特权制度的出现,对偶制及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从杀戮战俘向使用奴隶的转变;奴隶社会瓦解过程中,罗马帝国后期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土地租佃制的出现;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货币地租的形成及小农从自然经济向小商品生产的转变,土地经营分成制的出现,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制度及其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等等。再如,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农业初级社的转变;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对私人工商业的各种渐进的改造形式,包括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到“四马分肥”的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再到实行定息制度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所有这些从原有的生产方式中演变出来的经济运行形式的中间变化形式,都对新的占有方式的形成起了巨大的过渡性反作用。

总之,社会现实形态的生产、交换、分配形式,即经济运行形式,是既联系生产力又联系生产关系的最重要的关联环节,是反映生产力性质的、组成生产关系的关联要素,一般来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首先集中表现点。生产资料发展水平的进步从而生产技术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经济运行形式的相应变动。生产力物质内容这种内在的或潜在的基本发展要求,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现实的社会的经济运行形式去实现,直接取决于业已存在的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民族国家经济特征所能容纳或适应的程度。同时,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及其自我调整的弹性,都可能通过经济运行形式相对独立的变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反过来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动地组织和推动技术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如果看不到经济运行形式的这种关联环节性,那就不可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的统一体中,动态地跟踪研究它们客观的真实的矛盾运动,社会生产方式就失去了它们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两张脱节的、任人随意舞弄的理论标签。历史唯物主义就被肢解和窒息了。                              

2、提出经济运行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是实践的要求

纵观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列宁解决了过渡时期要保留商品和货币的问题;斯大林从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种公有制的并存论证了保持商品货币关系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7,不仅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也是商品。这些关于经济运行形式的理论探索,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商品经济发生、发展、消亡过程和产品经济发生、发展、以至未来中的一环,处于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概念。

令人遗憾的是,斯大林的定义在正确地明确了恩格斯隐含的“所有制形式”的同时,削弱了恩格斯隐含的“经济运行形式”。这和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本文这里指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短暂阶段,在苏联,大约是十月革命后至1936年前后,在我国,大约是建国后至1956年前后)首要任务是改变所有制的客观条件有关,因此是革命初期难以避免的历史遗憾,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局限性。但在“过渡时期”(本文这里指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短暂阶段,在苏联,大约是十月革命后至1936年前后,在我国,大约是建国后至1956年前后)或战时结束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后,虽然进行了正面有益的探索,但经济运行形式、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毕竟未能明确、提出、运用,结果只适用于“过渡时期”(本文这里指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短暂阶段,在苏联,大约是十月革命后至1936年前后,在我国,大约是建国后至1956年前后)或战时的经济运行形式固化,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失误。这一理论失误在斯大林逝世后强化,这一理论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强化。

令人痛心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但没有抓住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不适应这个环节,反而打着“民主化”“公开化”的旗号推行所谓政治改革,为试图采用市场经济开辟通路,造成叶利钦上台后直接推行私有化的灾难性后果,从反面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重大命题。

在我国,人们根据经典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形成新的认识;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是科学理论观点,应该说是总结了中外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基本上明确了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但是,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停止使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科学理论观点,与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擦肩而过,客观地说发生了重大转变、转折。

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机制(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基本上已经为市场机制(实质是价值规律)所取代,1994年以来,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当前,90%以上的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85%以上的投资由企业和社会自主确定。1992~2000年间,随着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从26.04%提高到60.64%,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水平(据《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1978~2008》作者:曾学文施发启赵少钦董晓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虽然国有企业需要继续体现国家意志,并在相关产业领域往往占有垄断地位,但经过多年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其市场主体属性已基本确立(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由市场机制、实际上是由提升为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经营,这样,如同恩格斯指出”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一样,货币就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公有制经济解体。
具体过程是:变化起初表现在交换领域,公有制经济凭借拥有劳动成果所有权[私有权],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流通交换,这样使劳动成果中的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事实上使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生产领域,突破了宪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蕴含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规定性。随后,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通过成为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利改税这样一系列的变革,分裂为独立劳动成果所有权[私有权]的拥有者,在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商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劳动成果中的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成为商品,并使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生产领域。
然后变化深入到生产领域,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来交换,谁首先改进技术设备,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就获利较多。因而,同部门同行业中必然要有竞争,这种情况会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消耗,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导致两极分化局面,即一部分生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小商品生产者逐渐富了,一部分生产企业、小商品生产者逐渐破产,释放出大量的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力,此外,因废除人民公社退却到小农的农村逐步失去暂时退却的必要性,也释放出大量自由劳动力。
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一部分生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小商品生产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货币。
接下来,货币进一步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扩大商品的范围、对象:突破社会主义宪法“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条文所蕴含的劳动力不是商品的规定性,在流通领域、商品交换领域购买、雇佣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力,并使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生产领域,结果出现了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最后,变化进入所有制领域,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突破宪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规定,通过MBO[经理人收购]、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国家转变为总资本家等方式,使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
综上所述,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生产本身越是从流通中获得自己的要素,即商品,以致商品已作为交换价值进入生产,这种生产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随着生产资料、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生产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过程再现,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发展为遵循利润最大化这一现代资本主义基本规律进行生产经营,实际上日益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或资本主义性质)。集体企业更是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以价值规律的分化作用为基础(现在看来,价值规律分化作用并不是只对小生产者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地考察了价值规律分化作用在资本主义摧垮封建社会中的作用,但从来没有把价值规律的分化作用局限于摧垮小生产这一历史阶段,很明显,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以资本主义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分化作用为基础,分析得出必然导致垄断的结论,而且列宁还指出垄断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竞争和分化,而是使这种竞争和分化以更大规模出现。陈云同志曾指出,“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陈云文选》第三卷]。而1992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具体来说,没有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限制,那么,对于公有制,价值规律的分化作用也同样不可避免),加上国有企业实际上日益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和形形色色的人为因素,经过破产重组、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非公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大量涌现,增长迅速。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统计,1994年-2006年,个体工商户数从2187万户增至2756万户,私营企业从43万户增至495万户,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从20.6万户增至28万户。从数量上看,主要服从市场机制(实质是价值规律)调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已构成我国经济组织的主体部分。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组织数量迅速减少。据统计,1994年~2004年,国有企业总数从217万户减至92万户,集体企业从546万户减至139万户。统计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一文称:“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这还仅仅是没有考虑国有企业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得出的数据)

与所有制结构变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是劳动关系的变化。这种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已经造成我国社会关系结构性改变。这种结构性变化首先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在公有制经济领域,企业用工制度改革也逐步使以国家劳动人事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计划性劳动关系向着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市场化劳动关系(由于所谓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日益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因此,这种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实质上也是雇佣劳动关系)转型,并且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一直在向其他劳动就业领域扩展。《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一文称,“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2006年上半年实施的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称,私营企业雇工人数从2004年底4068万人增加到4969万人,一年半净增900万人。目前,不考虑农村家庭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我国非农领域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全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这一事实通过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得到了法律的固化。《劳动合同法》中不存在国企工人或农民工的称谓,而将其统称为劳动者。该法的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了城市工人完成了由以往国企体制内的工人到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转换,同时也确认了农民工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

如果结合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和以职业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分析这样两个社会学分析维度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致可以发现十个轮廓较为清晰的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我国整个阶级阶层结构中,按全部经济活动人口计算,这十个阶层所占比重分别为0.5%、0.6%、0.6%、5.6%、6.5%、8.9%、8.4%、13.0%、50.3%与5.8%。如果考虑到农业劳动者中在此次调查中未被识别出来的第二类兼业人员的存在,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进行校正,则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五个阶层的实际比例可能分别约为1%、10%、11%、15%与44%。

从这样的比例关系中,可以获得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和雏形。二是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形状是一种金字塔形,结构底层比重过大,中间层规模过小,不利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关系自我调节,不利于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其中存在不少结构性紧张。

劳动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关系结构变化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因为它意味着蕴涵在劳动关系中的各种权力、权利以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转型,从而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地位结构的重大转变。这种变化对于所有牵涉其中的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利害悠关的,贫富分化问题的根源,除了国家再分配制度的原因之外,初次分配过于不公已经成为更加重要的原因。据统计,在我国GDP的初次分配中,从1994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从51.2%下降到41.2%,营业盈余比重则从23.4%上升为29.6%。而在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据称目前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6.3%和12.4%。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不难发现,这种结构变化内在地蕴涵着结构性社会矛盾即劳资矛盾的可能性。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资矛盾已经开始以相当可观的规模出现。据统计,1994年,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12万件,到2006年增至44.7万件,12年间增长了272.5%;涉及人数从7.8万人增至68万人(2003年最多时达到80万人),增幅为7.7倍。而据我们在一些地方的实地调查,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争议案件不到实际发生案件的10%。

上述的大变化仍然在加剧之中。

这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作用下的仍在继续演进的现实,使很多人对改革开放大业忧心忡忡,对当前怎样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怎样保障无产阶级主人翁地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等问题忧心忡忡。

上述过程表明,经济运行形式概念未明确、经济运行形式不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左”的方面出现偏差或从右的方面出现偏差。在实际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不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能使矛盾转移到上层建筑,或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运动一时一地的夭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形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适应是对抗性的。

可以看出,尽管在在理论和实践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产生了很多变化、转变,经济运行形式概念迄今仍未明确提出,“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顽强地发生作用,形势的发展使这一原理和经济运行形式的明确呼之欲出。

二、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的成熟度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唯一标准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必然夭折?下面从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着手,来回答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资本论》中提出:“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透过对俄国革命的各种责难,抓住论敌的要害:“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对庸俗生产力论作了深刻的批驳。他一方面指出,“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同时又指出:“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列宁把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前提定位于“一定”程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但到底以什么作为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马列也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列认为这个“一定”程度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呢?事实并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对抗性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的成熟度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下面进行提纲式的具体阐述:

 1、社会革命所需的生产力“一定”程度无法计量,但有标准衡量

生产力在一定角度上是可以计量的,但是,生产关系可以容纳多大的生产力是无法计量的,因此,以改变生产关系为目标的社会革命所需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从生产力本身去计量。社会革命所需的经济或生产力条件,马列从来都说“一定”的发展或成熟。鉴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马列还从来反对给各国革命发动的条件和进程规定统一的水平和共同的时间,认为这不仅无法计量,而且等于自杀。《法德农民问题》说:“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马恩从不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成正比,更无最发达的国家最先革命之说。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一切庸俗生产力论者用一个想当然的经济文化水平,作为衡量各国是否应当发生革命的标准,不过是他们束缚各国无产阶级手脚,阻挠社会革命的借口。

但是,《资本论》明确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作为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个宣告必然有着坚实的客观依据。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认为,《资本论》“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的发展”。列宁还在该文中指出:“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

通过下面进一步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客观标准。

2、对抗性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成熟度是判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

A、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光辉著作里,恩格斯展示了这样的论述过程:“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发生冲突→“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恩格斯接着论述了生产成为各部门分工协作的社会过程,社会分工迅速发展,生产资料由许多人共同使用,社会化程度不断扩大,同时,产品的社会化程度也不断扩大,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产品由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尽量扩大生产,并无止境地追求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能力无限增长趋势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的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承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即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特点:“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和“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

最后,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中生产、交换、分配(产品??谁占有)几个环节的内部矛盾,总结说,“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并强调了“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更明确指出,“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可以看出恩格斯的逻辑视角实际上是这样: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矛盾出发,首先看到“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然后看到“一切矛盾”产生于经济运行形式“基本矛盾”,再看到经济运行形式“基本矛盾”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最后看到作用失效: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没有消灭。这样,实际上揭示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愈加鲜明的表现”为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也就是说,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开始表现为“一切矛盾”,然后表现为经济运行形式的基本矛盾,接着经济运行形式基本矛盾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最终表现为经济运行形式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生产关系内部矛盾。(附带说一句,从这里可以看出,改革、改革经济体制,实质是理顺经济运行形式,即消除生产、交换、分配的基本矛盾。那么,判断改革方向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是使交换、分配适应生产社会化,即消除其个体、单个性、私人占有性;还是恢复、维持、强化交换、分配的个体、单个性、私人占有性,使交换、分配不适应生产社会化。)

而一般地说,生产、生产形式是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等方面的经济运行形式的一部分,那么,生产社会化存在于经济运行形式内部,经济运行形式是生产社会化的载体。因此,生产社会化与所有制的矛盾必须、也只能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表现出来,从而成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最终与生产力形成对应关系,反映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般表现为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印证了这种一般性。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最终表现为经济运行形式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这句话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难道除了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成熟以外,还能有其他的炸毁资本主义外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和方式吗?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意思是这样的:生产手段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表现为经济运行形式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后达到了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可能通过自身解决,“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但“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 “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冲突的顶点”;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载体经济运行形式的运行进程中,“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这种经济运行形式与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对抗性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不但曾经成熟,而且正在成熟并必将成熟(这并不排除这一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时期的缓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8。

综上所述,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成熟度成为判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

B、《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是最高阶段》里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还曾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说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以庸俗生产力标准来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实际上是以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成熟度来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C、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成熟度标准既具有普遍性,又承认特殊性。马列思考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程度出发,而不囿于一国的生产力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同时认为,“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说明这一标准与反对给各国革命发动的条件和进程规定统一的水平和共同的时间并不矛盾。

3、“对抗性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成熟度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前的阶级社会形态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可以粗略地给出这样一条主线:在原始社会里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私人化与原始公有的矛盾,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中家庭生产劳动与原始共同联合生产劳动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形成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奴隶社会里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自然化(即自给自足化)与奴隶主奴役掠夺占有的矛盾,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中的分封自立与极权统制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形成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里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商品化与封建地主占有的矛盾,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中的自由平等交换与土地兼并束缚农民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形成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中的劳动社会化与交换、分配方式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形成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一切私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的矛盾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对抗性的,只是对抗性程度不同。私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的矛盾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

4、生产关系内部矛盾转化的途径是消灭私有制和改变经济运行形式

怎样解决生产关系内部的对抗性矛盾呢?恩格斯论述的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9,即解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总根源。

然后,使“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10。很明显,在这里,“占有”指产品的占有,实际是分配;“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指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因此,所谓“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实际是指使经济运行形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单一社会公有),“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11,生产社会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和趋势,必然要求改变“占有”(分配)和交换的方式,只有这样,经济运行形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才能实现。

可见,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改变经济运行形式的命题。“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时,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方面,消灭私有制,解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对生产社会化的阻碍,使所有制适应经济运行形式;一方面,使交换、分配等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使经济运行形式适应所有制,从而,使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向非对抗性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社会公有和经济运行形式的改变尚待完成,处在使生产关系内部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过渡当中。

5、非对抗性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成熟度是判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

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斯大林曾长期没有正式承认,毛泽东指出存在矛盾,现在已普遍认为存在矛盾。

斯大林晚年直接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苏联没有对抗性的阶级了,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了”,“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如前面所说的,是非对抗性的”。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2。不是抛弃阶级分析方法,恰恰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有蜕变为对抗性的可能。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存在,外部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长期并存,因此,非对抗性矛盾有蜕变为对抗性的可能。这已为“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所证明。

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斯大林长期没有正式承认,毛泽东指出存在这个矛盾,并初步指出这个矛盾的非对抗性。现在已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斯大林晚年直接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指出,“与愈来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克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进程中所产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生产力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些方面,以及有计划领导经济的形式,就会过时,就会落后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这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领导形式,使其适应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几天之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这表明,毛泽东意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同样表现在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所有制和各种制度、经济体制(笔者注:现在来看,实质是经济运行形式),同样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社会化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斯大林、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的经典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经典理论,符合前面社会主义处在使生产关系内部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过渡当中的论述,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同样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非对抗性的。

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存在,外部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长期并存,因此,非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有蜕变为对抗性的可能。

一般地说,经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所说“在事实上承认现在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所说“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的阶段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可以指出这样一条粗略的线索: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生产自由化(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内容)与全体共同社会占有的矛盾,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中的人的自主劳动与社会分工协作劳动的基本矛盾表现出来,形成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基本矛盾同样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的成熟度同样是判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但这个矛盾将通过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即从分工协作劳动演进为自由联合劳动,由全体共同社会占有演进为自由联合社会占有,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通往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指出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

6、“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的成熟度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准”的意义

这个标准的明确,将彻底击破庸俗生产力论,使一切停顿、倒退现出原形:使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维持或加剧,或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使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注定没有出路的;这个标准的明确,使人们坚信社会主义革命使所有制与经济运行形式矛盾从对抗性转变为非对抗性,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论》序言 “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可以“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科学预言的伟大实践,前途无限光明。

三、结论

综上所述,恰如列宁所说,“真正要注意的是……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13。通过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的论述,说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夭折的终极原因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没有明确,“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原理没有明确,是生产关系内部经济运行形式与所有制非对抗性不适应导致的非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这恰恰说明只要全力抓住经济运行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决不是必然夭折,而是必将胜利。

第二部分


明确什么是市场经济,明确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当前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笔者注:实质是经济规律)”,追逐利润、价值规律、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严密分析,人们都比较了解。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下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经济运行形式本质特征的一般性

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组成部分的经济运行形式的本质特征的一般性同样是人与人的关系。

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和经济运行形式两部分这样一种定义出发,不难看出,生产力三要素中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二者在生产关系中的性质、状态主要通过所有制这一人对物的占有折射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性质、状态主要通过经济运行形式中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过程中劳动者的地位、状态表现出来。

那么,具体的劳动者的地位、状态是怎样的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在奴隶社会掠夺经济运行形式,即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里,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运行形式,即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里,劳动者主要是农民,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运行形式,即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形式里,劳动者主要是工人,即现代无产者,有人身自由,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出卖的商品;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即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里,劳动者成为主人翁,不再出卖劳动力,劳动力退出商品领域,工人,即现代无产者,全面自由发展,以劳动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贡献。

二、占据主体地位的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如前所述,经典理论实际上认为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一般概念使用时,并不具有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意义,只有特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才成为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

问题在于当前市场经济概念比较难理解,甚至可以说比较模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似乎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应该怎么理解呢?从邓小平同志所说“资本主义”来看,应该认为邓小平同志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即所有制,那么,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从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这一面来看,应该认为这是就市场经济的一般(一般性)而言的,即商品经济以及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所谓高度发展,精确的说,是指在不同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价值规律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市场价格围绕着价值而波动,价值直接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市场价格围绕着摆动的中心”,调节市场价格的不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价值规律需要间接地通过生产价格来表现和实现其作用。所以,精确地说,区别简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显著标志,就是价值规律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就其一般性来说,无非是指为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生产并经过交换而实现其价值的经济,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一般性)就是商品经济一般。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商品经济一般不等于资本主义。

鉴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作出其他理解都有可能破坏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恐怕是不妥的。

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邓小平同志的论断完全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断并没有、也不必发生改变。

对这种占据主体地位的商品经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时写道:“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笔者注:即劳动力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个产品才开始就为了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具备的,所以劳动力不是在任何社会都能成为商品。在原始社会,由于氏族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尽管生存条件恶劣,劳动者也无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维持生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和农奴虽然丧失了生产资料,但却没有人身自由,也谈不上劳动力的出卖问题。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经济解体,以及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使一部分劳动者获得自由但同时又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资本原始积累又加速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社会上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一无所有的自由的劳动者,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基本条件形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14。

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错误观点的批判中,在《资本论》中最终完成了劳动力商品理论。劳动力商品理论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特别是《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从一定角度来看,就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质特征——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完整证明。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是占据主体地位的商品经济,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由此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这一经济运行形式得以确立的决定性条件,并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其本质特征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第三部分


明确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及基本属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下面谈一些初步看法,供人们参考。

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是什么

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是科学理论观点。这种提法是经得起检验的。简述如下:

“计划经济”概念,出自《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列宁在该文中指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在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公有制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将来的经济运行形式:计划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论述了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制度,其中隐含的命题是:未来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恩格斯1878年的《反杜林论》以明确的语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提出,“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需要说明的是,一般理解,马克思所说未来社会、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和列宁所说“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是指私有制消灭以后的单一社会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并非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两种公有制并存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文中恰恰使用的是市场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从一定程度说明,列宁意识到只有以市场经济面貌出现的商品经济才具有独立、完整的经济运行形式意义。事实上,列宁在理论上解决了过渡时期要保留商品和货币的问题。斯大林从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种公有制的并存论证了保持商品货币关系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虽然没有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虽然没有承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但承认它对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有一定调节作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很长的时间内,不仅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也是商品。

历史地看,计划经济概念,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并非单一社会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成为商品经济发生、发展、消亡过程和产品经济发生、发展、以至未来中的一环,处于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概念。

商品经济概念,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两种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在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都不占据主体地位,并不成为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只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才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主要标志的市场经济形式占据主体地位,作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存在。

市场经济概念,在经典的马克思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那里是清晰的,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在当前比较难理解,甚至可以说比较模糊。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重要讲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同志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和外宾谈话时,外宾提问:中国是不是可能“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这问的显然是和社会主义并列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对此邓小平同志回答说:“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呢?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当外宾又问到,现在是不是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邓小平同志回答:“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其弟弟邓垦的谈话时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在四个坚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怎么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呢?

从邓小平同志所说“资本主义”这一方面来看,应该认为邓小平同志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即所有制。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和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符合。

从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这一面来看,应该认为这是就市场经济的一般(一般性)而言的,即商品经济以及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就其一般性来说,无非是指为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生产并经过交换而实现其价值的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一般性)就是商品经济一般。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商品经济一般不等于资本主义。

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实质是说商品经济一般不等于资本主义;或实质是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本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作出其他理解都有可能破坏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恐怕是不妥的。

综上所述,经典论断没有、也不必改变,市场经济只有特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才成为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当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一般概念使用时,并不具有独立的、完整的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不是独立经济形态,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笔者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也是相对稳定的,马恩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的长期性,列宁、斯大林坚持一国胜利论,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即资本主义消亡阶段、共产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应符合、反映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特征,应该是一种既不独立又相对稳定的过渡的经济运行形式,即商品经济消亡阶段、产品经济萌芽阶段的经济运行形式。

在“抠”清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三个概念之后,发现“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概念都不符合、不能反映这一阶段的特征,不符合、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应该是一种既不独立又相对稳定的过渡的经济运行形式,即商品经济消亡阶段、产品经济萌芽阶段的经济运行形式的内在要求,所以不适宜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概念来使用。

相比之下,“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准确的提法是“有商品的计划经济”,既与计划经济区分开来,又与市场经济区分开来;既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又避开资本主义的深渊,符合、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过渡性和相对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主要基于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形式并不一定和苏联、中国相同,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形式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所有制水平来决定)。

二、毛泽东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基本属性

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即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劳动者成为主人翁,比较容易理解,突出问题主要是搞清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基本属性。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突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15

毛泽东赞同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16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初始提出了一些商品生产的思想。他在谈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于等价交换的政策。”17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必须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工农产品交换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意识到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还要通过商品交换。

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同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多次谈话,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18,“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抛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亡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20。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同时指出,“问题在于,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必需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受价值法则影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法则对生产的影响”。毛泽东同意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商品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同时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21。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价值法则不能是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调节者’”,“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所限制的”。毛泽东同意这一观点,称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2,“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23。(笔者注:在实际过程中值得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不仅反映着自由竞争的趋势,同时也反映着个别劳动量转变为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趋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自由竞争不占主导地位,没有利润率平均化的倾向,但是,社会主义的价格同样不是建立在个别劳动量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量之上,并且直接恢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掩盖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本来面貌。价值规律正是这样对生产起影响作用——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如果高于其社会价值,它们个别的劳动消耗如果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那么,它们在交换中,就会补偿不了它们的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在内的劳动消耗,它们就会在等价交换的行列中“掉队”。而且,等价交换中的“等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某个企业、某个部门的产品的个别价值符合于其社会价值,但明天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某个企业、某个部门的产品的社会价值降低了,如果这个企业、这个部门还是故步自封的话,那么它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就要高于其社会价值,于是就要在等价交换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部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使落后的企业、部门赶快摆脱落后状态,使先进的企业、部门继续前进。)

毛泽东对按劳分配十分重视,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24。在《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中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毛泽东同时指出要逐步限制按劳分配。

毛泽东认为应该“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25,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从所有制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主要经济规律方面阐明了两种经济运行形式的基本区别。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恩格斯改变经济运行形式命题的具体化,即逐步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

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核心是社会必要产品

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应该是这样一种经济范畴,它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它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某一特殊成果相联系,它能集中地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经济关系都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利益关系不是虚无漂渺、不可捉摸的。它总是要集中地首先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表现在对这个过程的生产成果(或其中某一部分)的追逐和占有上。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都只有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之后才能明确起来。在《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中,马克思正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后才得出结论说:这一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以后,马克思又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成果进行了客观分析以后,才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才发现了这个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这在方法论上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应该从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成果中去寻找。有人认为,这种特殊成果反映在社会总产品(c+v+m)中。据说这是因为全面满足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源泉只能是社会总产品,而不是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总产品中与c相对应的那一部分必须扣除,用作补偿基金,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只有在作了这种扣除以后剩下来的那部分净产品或国民收入(v+m),才能成为全面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源泉。从根本上说,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是净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单纯追求社会总产品的增加。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总产品增加了若干,例如说增加了8%,但净产品或国民收入却只增加了5%,甚至增加更少,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资金有机构成提高,物化劳动消耗的比重必然随着提高的一种结果;也可能是由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而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有严重浪费的一种情况。无论在哪种情形下,如果我们相信了社会总产品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源泉的理论,消费也相应增加8%,那末,就会带来消费过头,吃掉老本,或者挤掉生产投资的有害后果;甚至有人借口技术进步,资金有机构成提高,物化劳动消耗的比重提高,人为地压低消费增幅,掩盖利润挂帅的倾向,或者掩盖效益滑坡、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浪费。如果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制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就会只注意产品增长速度,或者掩盖利润挂帅的倾向,或者忽视经济效益提高。

主张以社会总产品(c+v+m)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核心的人认为,如果不把补偿基金(c)包括在内,而是将它扣除,那就是单纯从价值上看问题,就会在科学技术革命时期在日益自动化的管理体系中忽视补偿基金(c)在生产中所发挥的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种论点有正确的一面,就是不能单纯从价值上看问题,不能两眼只盯住活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性上。但问题是如果补偿基金因技术进步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必然会反映在以等量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v+m)上,所以,并没有把必须扣除的那部分c重新召回来的必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即剩余产品部分(m),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用与各种对抗性社会形态类比的方法,指出剩余产品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建立社会后备、满足非生产领域需求以及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的源泉。因此,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剩余产品仍然是经济运转的核心,剩余产品的生产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这种理论不能成立。因为在生产领域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主要部分,是依靠必要产品(v)来满足的;把剩余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就把在生产领域中从事劳动的那部分人的需要的满足排除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视野之外了,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其他对抗性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别。

还有的人们同样认为剩余产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不过,他把社会净产品中的v部分称为“个人必要价值”,把其中的m部分称为“公共必要价值”。这样,就提出了新的经济范畴,用以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这对问题的研究是前进了一步。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没有从所提出的两个“必要”上引出应有的结论,而是不正确地断定:“公共必要价值”(m)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范畴,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据说是因为它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反映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规定了发展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方向。这种论断未必正确。首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不再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个人必要价值(v)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要由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值来决定。所以,不仅是公共必要价值,而且个人必要价值也同样反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和社会性质的不同。其次,把社会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方向说成只是由公共必要价值来决定,而在生产领域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用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那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反而与问题无关,对社会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方向反而不起作用,这是很难使人理解的。不管赋予剩余产品以什么新的经济含义,尽管这部分产品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尽管社会主义企业在一般情况下不仅不应亏损,而且还应有盈利,即为增加公共必要价值作出贡献,但是,如果以此为限,单纯以追求公共必要价值的增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说通,而且在实践上容易导致假借重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名,而忽视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使集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冲突,不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利于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社会总产品还是其中相当于m的剩余产品,又无论给它们加上什么新的经济范畴的名称,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

唯一能起社会主义经济运转核心作用的是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c以后与v+m相对应的那部分产品。因为正是扣除了c以后的这部分产品,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唯一源泉,才能成为全社会劳动人民共同物质利益的承担者,才能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统一起来;同时,以这部分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就不会产生以社会总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核心可能带来的那种不重视经济效益的有害后果。

以与v+m相对应的这部分产品作为一个整体,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部劳动尽管仍可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新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也相应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但是,它们的社会经济意义不同了,因为它们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与v相对应的那一部分,成为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可称为“个人必要产品”。与m相对应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用来支付非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工资,用于社会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用来从事与增进公共福利有关的一些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或者用作社会后备,等等,都是用来满足公共需要的,可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以上这两部分由于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合起来可总称为“社会必要产品”。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部劳动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由此可见,由这些劳动新生产出来的物质,无论必要产品还是剩余产品,对社会来说也都是必要的,社会必要产品这一新的经济范畴的出现,反映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人们进行生产不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凭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去占有剩余产品(m),而是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去共同占有全部净产品(v+m)。这意味着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产生了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必要产品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

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转核心的基本要求是:在共同占有、协作劳动的条件下,要求以较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尽可能多的适合社会需要的社会必要产品,从而使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内容日益丰富。同时,人们在扩大了范围的必要劳动时间(包括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和公共必要劳动时间)以外,还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以从事各种有益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人们自身也将获得越来越全面的发展,社会必要产品最终向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意义的产品转变,通往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经济。

 

 

 


注释:

1、本文所指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独立社会经济形态。

2、本文所指经济运行形式概念是指原始共产经济运行形式、奴隶社会掠夺经济运行形式、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运行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运行形式、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经济运行形式五种独立经济运行形式。


注脚: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9页。

3、《斯大林文选》第629-6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

5、《共产党宣言》。

6、恩格斯《反杜林论》。

7、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8、列宁《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36页。

10、同上,第436页。

11、同上,第440页。

1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3、《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5-506页。

14、《资本论》第1卷,第192页。

15、转引自《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轨迹的分析》,作者:王煜、周晓英。

1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

17、18、19、20、21、22、23转引自《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轨迹的分析》,作者:王煜、周晓英。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8页。

25、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难点


笔者作为群众一员的网民,下面谈一些研读十七大精神的初步体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定的含义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从一定角度看,形成了一个定局。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简要回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表述;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述;十三大报告中,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提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的表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表述。

3、研读中的概念难点

很多人承认,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在研读十七大精神时,笔者遇到的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同样是: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怎样理解?即怎样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几个至少字面上不完全相同的表述,从字面上、理论上、实践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理顺、衔接、统一起来?

二、“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是科学理论观点的变局

对前面所谓难点,有网友提出“希望具体点”,下面就重点围绕其中最“硬”的、最突出的、最明显的难点谈谈,也算是对网友的献言。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发挥和发展的科学理论观点,十四大后转变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提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

其一,从词汇方面来考察,很明显,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字面上是不同的,其核心词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字面上是不同的。转变已经完成,但为什么转变了呢?迄今为止,没有看到正式、权威的语言学方面的解释。

其二,从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经济运行形式方面来考察,商品经济的外延至少包括有封建时代的萌芽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熟商品经济(是否包括社会主义时代弱化的商品经济尚有争论),而市场经济的外延包括什么,没有看到正式、权威的逻辑学方面的解释。转变已经完成,但为什么转变了呢?迄今为止,没有看到正式、权威的经济学方面的解释。

其三,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考察,有计划商品经济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上,在承认价值规律、市场调节的同时,没有放弃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转变已经完成,但为什么转变了呢?迄今为止,没有看到正式、权威的历史决议的解释。

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是科学理论观点,在没有从语言学、经济学、历史学上认定商品经济等于市场经济之前,要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与十七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表述融会贯通,至少是研读时理解的概念难点,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变局。

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断的迷局

上面稍为具体地谈了以后,又有网友提出“学好邓小平理论,这个难点就不难了”,下面就结合网友的问题,重点从《邓小平文选》中“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来分析难在何处。

综观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到,他的提法是逐渐变化的。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后到1984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过去只提计划经济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0年用过一次“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二阶段是1985后到1992年春。这个阶段是明确提出不要再提为主、为辅,改为二者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十四大召开的前4个月,表示赞成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据有林《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

值得强调的是:十四大报告引述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重要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但就在同一个十四大报告的同一个段落中,紧接着就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市场究竟是手段还是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迷局。

四、“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哑局

在前面的解释之后,接着又有网友提出“太教条了。只要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都是好手段;只要围绕并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都是好手段”,下面就结合网友的问题,重点围绕“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分析难在何处。

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的情况,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应该看到,邓小平同志并不是绝对地说不要讲姓“社”姓“资”的问题,并不是绝对地说在理论上不争论,因为真理越辩越明的道理,谁都知道;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需要尽量争取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道理,谁都知道。

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三个有利于——希望避免无谓的争论,平息争论,统一思想。而实际情况呢?在“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后,正式的、公开的争论销声匿迹了,表面上、某种程度上呈现一个统一的思想局面,从争论的一方来看,出现了一个哑局。

“三个有利于”标准能不能、需不需要增加一个是否有利于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这里不展开论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同任何真理、自称真理一样,都必须、必然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专门对外的。因此,人们迫切期待有关方面拿出令人信服、符合实际、权威的各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数据,来判断自“三个有利于”提出以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三个有利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命脉——公有制经济方面,没有看到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提供数量、质量、比重、速度等方面的全面准确的数字。这样,从“三个有利于”标准自身一方来看,也出现了一个哑局。

五、个人见闻的忧局

就个人的见闻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命脉公有制方面,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这五年中,民营经济比重增长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该《报告》说明,其所称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私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私营经济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测算,2006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15. 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第505页资料计算)。这一比例比建国之初的1949年国有工业占26.2%的比例还要低得多。这说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已经难保(这些还仅仅是没有考虑国有企业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得出的数据)。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并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在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方面,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18%-20%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以市场换技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患职业病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建厂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已经或正在为外商并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存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问题,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据我国有关学者和学术单位调查测算,我国1985年为0.24,1995年上升为0.434(或0.445),2000年又上升为0.458。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0.469。1995年及以后的基尼系数,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我国富有人群与贫穷人群的差距,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两者的比例约为32:1。2005年,我国国内消费只占GDP支出构成的52%(其中除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只占38%),明显低于1980年国内消费支出占65.5%(其中居民消费占50.8%)的比例,这说明,GDP这块“蛋糕”切给居民消费的比例比过去明显地变小了。同国际上比,更是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费占58.9%)。这种状况是同我国工人阶级经济上贫困化、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问题密切联系的。

综上所述,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经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检验,从一定程度上看,形成了一个忧局。


结尾的话

定局是相对的。永远的变局、迷局、哑局、忧局,笔者以为是不会有的。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变局、迷局、哑局、忧局最终不是被正面的教员打破,就是被反面的教员打破。但是,真正拥护、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真正盼望中华民族复兴的人们,决不愿、决不忍看到为反面的教员打破。

 

当前最需要“抠”经济运行形式概念


时代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学”,时代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要“抠概念”。

下面结合学习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导言(大纲)(以下简称《导言》),谈一谈“抠”的概念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抠概念”

《导言》指出,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马克思认为,向公众提供他的《资本论》便可以“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同时,他还把《资本论》的出版看作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值得一提的是,《导言》指出,林彪胡说“《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问题”,并以走“捷径”为借口反对读《资本论》;“四人帮”爪牙把给大学经济系学生开设《资本论》课程斥作“讲授‘马尾巴的功能’”而横加取消。这和当前某些新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面目出现的人物,否定《资本论》的口吻何其相似,从侧面说明了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这样一个道理。

总之,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导言》指出,概念不清,能搞好学问吗?没有“从概念到概念”,那能有逻辑推理?我们不能笼而统之地反对“抠概念”,反对“从概念到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用的概念是不是科学地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孙冶方还说过,“搞理论必须要抠概念” ,提出把“抠概念作为经济工作者的基本功”。

值得一提的是,《导言》指出,长期的反对“抠概念”,贬斥“从概念到概念”,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造成了极端的概念混乱和黑白颠倒,把理论上许多最起码的常识问题也搞混乱了。这和当前某些领域极端的概念混乱和黑白颠倒,把理论上许多最起码的常识问题也搞混乱了,是何其相似。

总之,要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要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就要“抠概念”。

二、当前最需要“抠”经济运行形式的概念

《导言》指出,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判别真假?孤立地从所有制形式上看是分别不清的,因为都实行公有制;但从生产关系的总和看就可以区别得一清二楚。离开生产关系,也不能对假社会主义作出正确说明,而只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十四大报告及以后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见,坚持公有制基础的主体地位,是党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坚持的,党没有孤立地从所有制形式上,而是从生产关系的总和来看,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断的探索。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认识和提法在不断变化,表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一组概念没有完全“抠”清楚。

客观地看,概念一直没有完全“抠”清楚的原因在于: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明确提出经济运行形式概念;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是以往比较明确提出来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但“生产资料所制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条原理却一直没有明确。

现在,从中国和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经济运行形式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必须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和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不是独立经济形态,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消亡阶段、共产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应符合、反映这一阶段的特征,即商品经济消亡阶段、产品经济萌芽阶段的经济运行形式。

三、基本结论

经济运行形式概念、“生产资料所制决定经济运行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反作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原理的明确、提出、树立和与实践的结合,将是催生“社会主义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的真正时代需要。

 

 

 

 

递进解析发展观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留下许多著述,虽然并不完全正确(比如对生产关系定义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偏差),但很多著述符合马克思主义。下面从分析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导言(大纲)(以下简称《导言》)几段论述着手,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层层深入地递进解析发展观:

一、经济学一般的角度

1、《导言》论述:什么是经济角度呢?归根到底,就是要讲究以最小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批判者认为政治经济学讲“最小——最大”就是政治不挂帅的表现,是否定阶级斗争的证据。这是对政治的莫大曲解。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意思无非是说,政治要从长远的和全局的角度来反映经济利益,是更能反映经济利益的;而不是抛开了经济来谈政治。

恩格斯在批评那种不适当地强调政治,离开了经济来谈政治的主观主义唯心论哲学观点的时候,曾经说过“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周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

正是毛泽东本人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2、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3、简析:所谓“最小——最大”,即以最小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是从经济学一般的角度来讲的,马克思主义承认这种经济学一般。所谓“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是从经济学一般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因此,从经济学一般来看,《导言》的论述和十七大报告的论述是相符的,是正确的。

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1、《导言》论述:什么叫解放生产力呢?那就是要讲经济效果,就是要以最小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的途径,另一个就是通过自觉地合理地安排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来达到这个目的。(不用说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能为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创造条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来实现这个“最小——最大”。)

2、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3、简析:经济学一般是从具体的经济学中抽象出来的,而所谓具体的经济学,从来就是政治经济学(笔者注:当然,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外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导言》将实现“最小——最大”归结为要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十七大报告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言》的论述和十七大报告的论述是相符的,是正确的。

三、经济运行形式的角度

1、《导言》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

2、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简析:《导言》没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出直接的说明,而是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如前所述,完整地理解恩格斯的定义,应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即所有制形式)和形式的科学。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运行形式两部分。所谓“形式”,即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形式,就是经济运行形式,包括由“条件”决定的生产、交换、分配等方面。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是科学理论观点。因此,客观地看,十四大以前,正式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十四大以后到十七大,正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基本结论

通过上面从《导言》几段论述着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从经济学一般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运行形式的具体化过程中,关于发展观,最后出现了不同提法。这种不同提法,最终将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得到澄清。

 

 

主要参考文献:

1、《<论我国革命>: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总清算》,作者:钟哲明。

2、《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作者:有林。

3、《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若干战略思考》,作者:沙健孙。

4、《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轨迹的分析》,作者:王煜、周晓英。

5、《试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作者:雍文远

6、《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作者:晨钟

7、《当前我国若干重大社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矛盾》,作者:陈光金

8、《中国的改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作者:李铁映

9、《关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结构的若干情况和数字测算》,作者:李成瑞

    10、《社会主义经济论》导言(大纲),作者:孙冶方

11、《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划时代杰作——纪念<正处>发表五十周年》,作者:荣开明

12、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十七大报告

 

 

 

 

 

 

 

 


附录一:《<论我国革命>: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总清算》摘要


一、马克思主义的总观点: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

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资本论》中提出:“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2、列宁:把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前提定位于“一定”程度。在《论我国革命》中,一方面指出,“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同时又指出:“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二、庸俗生产力论的总观点:落后国家不能进入社会主义

(一)旧庸俗生产力论的招牌式观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代表人物主要观点:

1、苏汉诺夫:《革命札记》声称落后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头脑产生混乱的想法。

2、普列汉诺夫: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是“讲梦话”,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跳跃”,“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雇佣工人构成居民的多数时才是可能的”,“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由资本家“发展生产力”。

3、考茨基: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好像一个疯狂的孕妇猛跳而引起“早产”,这样的孩子“是活不成的”。第二国际的背叛,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要生产力大发展,社会革命就自然到来。

(二)当代庸俗生产力论的招牌式观点:“原罪”论、“灾难”论、“超越”论、“民粹”论,否认我国从1956年起已进入社会主义,要“堂堂正正”搞新民主主义,同资本主义“全面接轨”。最近(笔者注:此前有早已泛滥的“补课论”),有人公然提出,要“把中国21世纪头20年的总任务定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三、庸俗生产力论的基础: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改良主义,怯懦地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认为资产阶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加之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长期和平发展,议会竞选中多数派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选票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幻想通过获得多数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特殊历史环境使他们一叶障目,“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对资本主义温情脉脉,轻车熟路,对社会革命格格不入,视为畏途。

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迂腐至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更害怕投入真正的战斗。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抹杀它的革命灵魂,又反过来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照搬西欧发展道路的教条,反对俄国和东方革命。

四、对庸俗生产力论的具体批驳

1、哲学角度: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2、政治经济学角度: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在主客观条件齐备的情势下,列宁总结出先革命后赶上的道路,首先用革命手段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创造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的俄国陷于“毫无出路的处境”,造就了革命形势,只有社会主义能拯救俄国。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俄国不够发达,比较落后。但有大战中加速发展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有马克思曾希望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大多数”。

五、对经典理论基本原理的澄清

1、鉴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从来反对给各国革命发动的条件和进程规定统一的水平和共同的时间,认为这不仅无法计量,而且等于自杀。

2、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革命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程度出发,而不囿于一国的生产力状况。

3、从不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成正比,更无最发达的国家最先革命之说。

4、区分革命的“发生”、“开始”和革命的“实现”、“完成”,两者对生产力的要求不是同一程度,甚至是相差很大的。

5、一般的革命规律是,比较落后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进行到底就比较困难。而发达国家“开始革命十分困难,但要继续下去却非常容易”。   

六、结论

两条发展道路(笔者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较量仍在继续,并更为复杂和严峻。

 

附录二:    关于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

(原题)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同否定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相联系的

《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再版)》节选 作者 有林 来源:中华魂网


一、指出缺点,但基本肯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地位
          
对于斯大林这个定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简述如下:
1952年初,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重新给生产关系下了个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①这个定义中的第一项,继承和发展了他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有关论点。
怎样看待这个定义呢?更明确一点说,斯大林的定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是根本相反的,还是根本一致的?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即有人对斯大林的定义提出批评,其中主要的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他指出,这个定义中有两点站不住脚。第一点留在后边再说,先说他批评的第二点,这就是在斯大林的定义中,没有流通,没有交换。他不同意斯大林所作的解释,即:所以没把交换单列出来,是因为一般人把交换当作商品交换,怕列出来会引起误会;而第二项中“互相交换其活动”,已经把恩格斯所说的交换的意思包括进去了。孙冶方认为,“这不成其为理由”。②大多数人觉得这个批评不无道理。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县特铁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个自的特殊的规律。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595页。
②《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①因此取消交换(特别是广义的交换)的独立存在,把它并入生产是不合适的。
①《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争议比较大的是孙冶方对斯大林定义第一项的批评。他认为斯大林是在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之外来研究所有制,是重复了马克思批判过的蒲鲁东的方法。孙冶方认为,“财产”或“所有制”是一个法学概念。斯大林的定义把所有制突出来讲,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会变成法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这里需要重复一下前面所论述的观点:所有制并不是和财产所有权一样,是一个法学概念,而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孙冶方虽然把所有制和财产所有权混为一谈,但他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主张把所有制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请看他是怎么说的:“马克思不把财产问题列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表示他不重视财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交换、分配,实际上都是一个财产问题。但是马克思不在生产、交换、分配三种关系之外,孤立地去研究财产问题(或所有制问题)。生产,研究什么呢?是研究劳动者用谁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归谁所有;交换,研究的是交换者是谁生产,又归谁所有的产品来同谁交换;分配更是这样,分配的产品是谁生产的,归谁占有的,又分配给谁,所以都是一个财产问题。”他还说:“问题不在于所有制是不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或核心。相反,正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或核心,所以不能把所有制从形成生产关系总体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环节中独立出来,孤立地来分析研究。”①从这可以看出,孙冶方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批评斯大林的定义的。从方法论方面来看,斯大林的定义不能说没有毛病。因此,应肯定孙冶方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同生产、分配和交换并列起来的研究方法,在有的论著中一直被沿用下来,并被人一再加以引用。如说,生产关系有“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这两重性。据说,属于前一个方面的,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其实,被看做生产关系“二重性”之一(或“一重”)的这类关系,却真的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属于社会劳动过程,这属于生产力;另一方面属于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则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有没有同生产过程相并列,不“直接表现生产力”的所有关系呢?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人和物的关系,而不是通过物的占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的内容分这样“两个对立的方面”,不只是重复了斯大林定义的毛病,而且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半二十八画生注:生产关系不仅具有两重性,而且,也可以把生产关系的内容分为两个方面,斯大林的定义确实有毛病,但不是方法论错误,没有什么逻辑混乱,而是没有深入下去。如果按照生产关系是否直接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确实可以把生产关系分为间接反映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所有制部分,以及直接反映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部分,这两个不是简单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我同意这样的评价:“斯大林肯定所有制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范畴,是他的一个巨大的理论功绩。”②因为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只是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领域或过程。我们可以把它说得再明白一点,按照生产过程把生产关系分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但这并没有说明(确切地说是没有概括出)这些过程中的内容是什么。恩格斯的定义讲了贯穿其中的内容,即“条件和形式”,但显得不够具体。斯大林试图把它具体化,指出从内容讲,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形式。这种努力尽管还不那么完满,但从方向上说是对的。换句话说,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努力,不是什么所谓退步,而是一大前进。至于怎样才能使之完满,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①《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37页。
②康德:《所有制范畴讨论讲述》,《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附录三、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新定义

 半二十八画生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以法权关系巩固和反映的因生产资料占有、支配和使用等而结成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实质上它是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不仅决定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决定着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等。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又决定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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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资本论》第一卷)

 

附录四、关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中间环节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概念的多义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生产方式概念有很多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些含义较为接近或相同,有些含义又彼此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生产方式指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紧密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把生产方式界定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生产方式作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主要包括下面一些内容:(1)人们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是用手工工具还是用大机器;(2)人们如何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是劳动者个人分散使用,还是许多劳动者集中起来共同使用,也就是说,生产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化的;(3)这些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由谁支配,由谁使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结合的还是分离的,这也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4)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互助合作关系还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些内容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是体现着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是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的,其中不包括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生产关系概念时,多数情况下是从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的,因而他们常常把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并提。

  第二种情况,生产方式指生产力的社会利用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在这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称为“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称为“生产力的奴隶主阶级利用形式”,把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称为“生产力的封建主阶级利用形式”,等等。如果把这个思想一般化,可以说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的社会利用形式。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利用形式所包括的内容,和上述第一种情况下生产方式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

  第三种情况,生产方式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

  所谓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是指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说:“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这里说的“资本”,就是指以资本的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即生产力;所谓生产方式与“资本”相适应,也就是指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相适应。这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概念,也是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的,至少没有包括交换关系,因而和交换关系并提。所谓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指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有一段话,把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决定生产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讲得更加集中而明确。他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这里的“生产关系”概念,仍然是从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的,至少没有包括分配关系。所谓生产方式“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和“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就是指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就是指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

  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决定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而生产方式的改变又进而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正如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从上面引证的马克思的几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从其逆向来看,一定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无论从正向和逆向来看,生产方式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也带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方式的第三种含义与第一、二两种情况下的含义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也比较接近。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如何通过生产方式这个中间环节联结起来,马克思并没有具体说明。(现在看来,这种独立、横亘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所谓生产方式并不存在,它实际上是指生产关系之组成部分的经济运行形式,而经济运行形式概念的提出,是破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句话,在理论界造成的长期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争论不休现象的钥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确地统一到列宁概括的“生产关系”上。而且,这种所谓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经济运行形式),只能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生产方式,因此,所谓作为中间环节的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实质仍然是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上,经济运行形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经济运行形式只是反作用于所有制。——半二十八画生注)

  第四种情况,生产方式指人们利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大小。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简单协作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和机器大工业阶段。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与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相比,除去生产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生产中进行协作和分工之外,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没有本质差别,即依然使用手工工具。马克思有时就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称为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说:“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个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我之所以比较完整地引证马克思这一大段话,是因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把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以及具有不同的生产规模的生产领域(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和生产部门(如纺织业、轧花业、漂白业、印染业等),看做是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由此可见,他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指的就是人们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大小;他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指的就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即用大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变工场手工业为机器大工业。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不同阶段(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作为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看待。这就是说,在同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可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存在,这里的生产方式显然没有把生产关系包括在内。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还把使用手工工具生产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看作与机器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不同的三种生产方式。这里的生产方式包括的内容显然比前三种情况要狭窄,大致比较接近于生产力。

  第五种情况,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说:“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把生产方式说成就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这里说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产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显然是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生产方式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并且是以其他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的衰亡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这里不仅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从而意味着生产方式即生产关系,而且用加括号的方式,明确指出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关系”。

  从以上引证的三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有时把生产方式等同于生产关系,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产方式含义的五种情况(很可能不只这五种情况),目的不在于精确地说明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究竟有多少种含义,而在于说明,在他们的著作中,生产方式是一个多义性概念。(摘自《生产方式概念含义的演变》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作者:赵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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