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五遥二失利,航天业内人士痛定思痛痛斥祸根市场经济

长五遥二失利,航天业内人士痛定思痛痛斥祸根市场经济

长五遥二失利,航天业内人士痛定思痛痛斥祸根市场经济

(原题:航天业内人士的思考:长五遥二失利背后的隐忧)

  • 来源: 察网
  • 作者:  武青

 

近日,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失利,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引发了互联网上汹涌的讨论和议论。在对中国梦、航天梦抱有巨大期望的人们看来,这样的失利是不完美的,他们恨铁不成钢,努力探寻导致失利的原因,进而凝聚在失败中前行的力量。而对国企体制和航天发展持悲观乃至否定态度的人们,则联想到近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接连出现问题,认为这样的失利在偶然之中体现了某种体制上的必然,必须通过彻底的改革才能走出困境。在纷纷议论中,有说是新技术不成熟、仓促试验留下隐患的,有说是福利待遇低、技术人才流失的,有说是政治任务压力大、身心透支严重的,有说是体制存在问题、不改革不足以扭转颓势的。科学准确地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那么航天系统内部人士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1、科学试验允许新技术认知不充分的探索性失败,但却应该规避和减少低层次的质量性问题。

有一种说法,这次试验的长征五号,作为中国最新的重型运载火箭,新技术的应用超过90%,远超西方国家新型运载火箭30%左右的新技术应用率,而大型火箭的前几次发射风险极高,因此本次飞行试验的失败是科学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笔学费。更有乐观者信誓旦旦地说,不管这次失败如何惨痛,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成功率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罢了。

科学试验的失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新技术认知不充分导致的探索性失败,一种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低层次质量性问题。我们应该允许和宽容探索性失败,那种失败也体现了人类在求知上的进度。但是绝不能包庇和纵容那些机理认识上已经打通、本来应该成功、却因为人为原因导致的失败,那种失败只有沉痛的教训可言。面对长征五号失败,每个人都很痛心,也希望只是一次意外,但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失败,不能搞乐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长征五号的研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哪怕不算从1986年开始的前20年新型发动机技术研究攻关,仅仅是2006年立项研制后,长征五号就花了10年时间。在新一代成员里,长征五号是最先启动研制的,但是却比长征六号和长征七号更晚诞生。研制过程中,经过了上万人的参与以及不可计数的地面试验,对新技术逐渐吃透,产品的可靠性也经过了一定的检验,第一次飞行试验也有惊无险地成功了。本次试验出现的情况,有可能是关键的发动机系统出了故障。对失败原因的定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但按照航天质量控制程序要求,如果是产品故障,完全可以从出厂前产品评审或是飞试前的质量复查中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但是却遗憾地放过了疑点和隐患上天,不仅造成火箭发射失利,新一代试验卫星的损失更是巨大,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轻描淡写、等闲视之的。

2、严重的问题不是一两次失败,而是无视在失败或成功中暴露的许多或大或小的隐患和苗头,不能从深层次总结问题,反思整体改革思路,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

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失败,或是成功伴随着并不光彩的问题,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意义上说,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对失败或成功暴露中的许多或大或小的隐患和苗头就事论事、熟视无睹,不能从深层次总结问题,进而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严格的质量控制特别是双“五条”归零要求、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本来是航天系统的光荣传统,现在却有不断走样变形的危险。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攻关和加班奉献的过度宣传,其实是避重就轻的表现。曾几何时,“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几乎成了中国航天的代名词,航天人也在日复一日的攻关奉献中不断创造着奇迹。但是,中国航天的成功法宝,又岂止是攻关奉献这一条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内,除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如果没有人尽其才与能力传承的体制机制,技术民主与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荣辱与共、相互协助的文化氛围,所有的成功辉煌都是不可想象的。

(1)没有技术民主,航天事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谓技术民主,就是技术决策中的民主集中制,体现在集思广益解决科研问题,并在探讨的过程中勇于坚持正确意见、包容不同意见。对于同一个具体问题,处于较高职位的设计师有可能并不掌握具体情况,往往是较低职位的设计师能够结合实际提出科学合理的见解,因此需要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和就事论事的分析,最大程度地凝聚集体智慧、形成集体共识,做出最优的决策。

说到技术民主,不能不提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他的成长经历就是源于一个技术民主的故事。1964年夏天,针对中国自行研制的首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时射程达不到要求的问题,时任总体室总体组组长的王永志却独辟蹊径地提出了泄出燃料的思路,并鼓足勇气闯进了发射现场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的办公室,得到了钱学森的支持,最终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王永志从此脱颖而出,在航天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先后担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院长、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并在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技术民主的实践,需要决策者的虚怀若谷,需要建议者的坚持己见,需要政策上的保障,需要两者之间良好的互动,需要各级技术人员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觉悟:他们把自己的技术看做是公有的、国家的、人民的,而不是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这样的互动,这样的技术公有制和技术民主,本来是航天系统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企业能够在短短十几年迅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两百年技术积累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当今技术科层制的推行和强化,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人思维对航天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技术民主路线有日渐衰落的危险。上级设计师和下级设计师的职责和权限越来越明确,上级设计师对自己的决策似乎越来越自信,下级设计师越来越人微言轻,在某方面有技术优势的设计师,生怕别人将自己的本领学走,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则少有人问津。虽然还有各种的技术研讨会和评审会,但是会议的前期准备并不充分,会议讨论的深入程度大打折扣,对解决问题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而没有了技术民主,复杂系统的大量潜在的问题仅仅靠少数的上级设计师把关,必定是无法各个击破的。

(2)政治任务高压之下,双条指挥线的天平向行政系统倾斜,原来浓厚的崇尚技术的风气和环境持续恶化。

“两总”系统是航天型号管理的特色,包括以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指挥线和以总指挥为首的行政指挥线,技术线负责技术状态协调决策,行政线负责计划资源调度管理,两条指挥线相辅相成,既讲科学又讲政治。在航天传统中,行政线、政治线的领导是高度尊重技术人员的,而技术线的骨干又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因此两者都将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样的体制下,崇尚技术的风气得以形成,技术人员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荣誉和较高的工资待遇,对航天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航天事业本身带有高度的政治性。当前,对航天事业的政治期望、政治任务要求仍然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前三十年的特点,但是经过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整个航天队伍在政治素质、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团队精神、严谨作风及内部协同机制方面已经都难以和前三十年相比。与此同时,也还在不断出现新的问题。随着各项国家重大任务的实施、从上到下对经济业绩的激进考核、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逐渐官僚化,他们对政绩的饥渴、完成任务的紧迫感压倒一切,行政管理人员不再以国家利益而是以个人升迁为重,行政指挥线与技术指挥线的矛盾日益突出,行政指挥线的权力逐渐超越技术指挥线,并日益取得了在技术事务上的主导权,管理方式趋于简单粗暴,导致科研工作决策的科学性难以保证,且对技术人员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原来浓厚的崇尚技术的风气和环境不断恶化了,扎堆的技术人员倾向于转岗搞管理,这就动摇了航天事业发展的根基。

(3)型号和项目责任制阻隔了不同技术队伍的交流协作,基础性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提升越发困难。

航天型号研制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靠研制队伍内部的大力协作,更有赖于研制队伍之外的交流合作和“挑土”帮助。按照航天传统,当某一个型号研制告急、人手紧张时,放下自己手上的事情,义无反顾地贡献自己的心血和力量,为该型号保驾护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传统是航天企业、航天人公有制文化的生动体现。但是,近年来随着航天系统普遍实施型号和项目责任制,不同技术队伍之间的阻隔越来越突出,每个人关心的是自己负责的型号和项目,很多人把技术看做个人升迁及牟利的工具,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协作,经验和能力之间传承都成了问题。此外,对于基础性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提升这样费力不讨好的活计,则成了无人打扫的“公地”——中国航天的各支队伍原本是既有相互竞赛(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层面的竞赛)、又高度配合协作的共同体,经过市场思维的改革,其内部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盲目无序的市场竞争乃至内耗。

3、更大的问题还在科研工作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技术人员的个人发展得不到满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成功都是不牢固的。

就科研谈科研,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应该认识到,航天系统并非世外桃源,航天中人同样要考虑住房、医疗、教育等猛于虎的“三座大山”问题。曾几何时,航天系统可以集资自己建房子、办教育、开医院,自身就是一个小社区,社区内一个人有困难,单位和同事都会伸出援手,这种浓浓的人文关怀让航天人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忙工作,争取业务上的进步。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航天人被无情地推向市场,没有了可以依靠的组织,顿时感觉到个人力量的渺小,意识到在工作之外还有一大堆的问题需要解决。

航天系统作为典型的国有企业,承担着沉重的经济指标考核压力,在工资总额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多年来,虽然工作量大幅增长,面临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生存的成本节节攀升,但福利待遇不断削减,缓慢的工资增长只是杯水车薪,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相对轻松的工作节奏以及十分优厚的工资待遇,以及整个社会纸醉金迷的风气,都在侵蚀着给航天系统的良好传统。本来应该成为行业骨干的年轻人,工作上“5+2”、“白+黑”的加班加点成为常态,生活上面临的购房等压力却无法消解,身心透支之下,消极怠工搞副业、寻找性价比更高的门路跳槽就成了不少人的选择,IT行业、金融保险公司等成了首选。如今,90后们不断加入航天系大军,他们对艰苦奋斗和攻关奉献的价值观是敬而远之的,而对生活的品味和个人的体验有较高的要求,提出了新的严峻的课题。

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加速实现中国梦,航天事业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人的发展要求也更加全面。除了薪酬待遇,年轻人渴望建功立业也是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现在员工上升的通道却在收窄,行政管理的职位成了趋之如骛的香饽饽,而技术职位到了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的阶段也面临着天花板的限制。大家盯着有限的职务晋升的机会,那些在各种场合表现突出、深得领导赏识的同志总能脱颖而出,而扎扎实实做技术的同志越来越难以获得提拔,更多的同志在虽然平凡但并不轻松的工作岗位上越发感到职业生涯的固化,似乎从当前就能看到退休的状态,失掉了对职业的意义感。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的航天系统管理者受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对搞好国企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俯下身子改进管理不感兴趣,反而对撸起袖子搞政绩十分醉心,进一步造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脱节。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长征五号发射成败不是孤立的事件,任何乐观的情绪要不得,只有从一系列的隐患和苗头中发现系统性的问题,充分发扬航天优良传统而不是因噎废食、否定一切,采取向普通员工倾斜的政策措施,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航天人的福祉,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和优良的传统,杜绝个人本位主义导致的官僚主义习气和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是在航天系统深化改革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市场化改革思维模式,按照这种做法,整个航天企业和队伍首先会按照不同的企业、单位、部门、型号、项目被分解成无数个个人和小团体利益至上的市场利益主体(与之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内部管理模式恰恰是计划模式而不是市场模式),这必然会造成整体效率下降,然后再借机搞彻底的私有化(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都经过了这个过程)。这是中国航天企业所面临的最危险的事。

【武青,察网特约作者,航天某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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