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云飞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真的总体可控吗?

乱云飞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真的总体可控吗?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真的总体可控吗?

乱云飞渡

  201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率80.5%,风险总体可控》。该文讲“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32万亿元控制在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19万亿元以内,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0%—15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如果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2.01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为27.3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7%,不仅低于国际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60%的警戒线,而且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该文是不赞成或者说是否定“夸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将其称为即将爆发的危机。”的观点。不赞成或者说是否定的理由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标准”、“国际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真的总体可控吗?本文意在说明这个问题。

  任何社会“欠债还钱”的铁律是无人能够改变的,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我国政府债务“是由内债与外债组成的”,至于“内债与外债各占多少呢?”也许属于“国家机密”,不便于公布。假如“外债占得比例比较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政府调控经济发展失去了“主导性”呢?各位读者可自行思考。解决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的办法,就是减少债务余额,增大综合财力。“综合财力”主要有三项收入:“税收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主要是出卖与转让资产得到收入)。增大综合财力,只有“加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与转让资产”。“三项收入中”,有哪一项可以作为现实“增大综合财力”收入的手段呢?社会主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喊“减税放权”,用“加税”的办法,解决“增大综合财力”是没有可能的。现实就只有“出卖与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与资产”得到收入,来增大综合财力的办法了,否则就无人能够解决我国政府债务的问题。至于“出卖与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与资产”得到收入,是不是“崽卖爷田”?是不是政府应该采取的态度与办法?不言而喻。该文既不敢明确“政府债务的构成”,也不考虑“增大综合财力”的现实可能性,只管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标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照本宣科的主观认为:“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我国政府债务为27.3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7%,不仅低于国际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60%的警戒线,而且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暂且不论“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分有多大,也不论“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利润收益”是多少。请问“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利润收益”是归属“国家政府呢?还是归属外资,私企呢“利润收益”归属主体不同,又怎么能够解决不同主体的债务呢?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利润收益”,不归属于国家政府又怎么能够解决“政府的债务”呢?再请问“我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就像一个企业“债务是欠账”,“生产总值是生产能力”,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生产总值高,生产能力强”,难道利润收益也高吗?难道可以用“生产总值”来偿还企业承担的债务吗?现实中判断一个企业是否破产,取决于“资产负债率”,根本就无人用“企业债务与生产总值的比值”,即所谓“企业债务负担率”,作为判断企业是否破产的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债务”,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在政府层面上的表现,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积累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时期“以刺激需求为导向”,实施“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超发货币,表现为“经济繁荣”的虚假表象,最终因为“私有制”没有解决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而沦落为萧条时期的各种债务。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不得已而实行“减税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是政府“在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些“残羹剩饭”,“政府拥有的财力”根本就不足以解决因“私有制”而产生“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为了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不得已而实行“政府预算赤字的举债”,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具有更严重的政府债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顽疾。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建立的“政府债务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所谓的“政府债务负担率”,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无意,事实上就是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破产”,“金融垄断”主导政府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来,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被视为“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全盘引入、这种错误理论观点,被社会主流奉为圭臬,已经完全占领我国的教育领域,并培养了“一代掌控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流”,这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标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正是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主管领域部门的表现。这种错误理论观点,既不能正确认识“我国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也不敢检讨前期“以需求为导向的错误政策”,更看不到“我国政府债务危机”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只会按照西方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标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的错误理论观点,照本宣科的主观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总体可控”,以此来掩盖“错误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困境。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经济危机的萧条期”,这不仅表现在“生产过剩”、“两极分化”等方面,也表现在“政府债务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详见笔者《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金融风险”》一文)。

  因为前期经济发展“以需求为导向”的错误政策,社会已无力再实行“超发货币”的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所以社会主流按照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观点,只能提出以“减税放权”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政府的债务”,也只有“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与转让国有资产”,才能够缓解“我国政府债务”的矛盾压力。这就是社会主流“PPP模式即公私合作模式;“债务存量清理甄别债务存量调整实施债务置换”的来源。所谓的社会“PPP模式”,实质就是旧社会“官商勾结”的模式;所谓的“债务存量清理甄别债务存量调整实施债务置换”,实质就是“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与转让国有资产”,只不过披了个“新马甲”而已。

  该文讲“进一步分析债务成因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主要源于行政消耗、刺激消费以及迎合选民需求,具有“消耗性”特质。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因地方基本建设投资而产生,具有“建设性”“生产性”特质,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生活水平,而且能够增强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安全和风险控制状况要远优于西方国家。”这种“债务用途的比较”,根本就不能说明“债务安全和风险控制的问题”。这种错误观点,即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债务”,为什么会具有“消耗性”特质原因,也不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基本建设投资的构成”,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大都是公共服务领域,即收益较低或者无短效收益,只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与增强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无论“债务用途怎样”,“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是要“欠账还钱”的,政府如何才能收回基本建设投资,补充债务的“窟窿”呢?是不是只能把这些公共服务领域产业出卖与转让给资本家呢?这只要看看社会主流社会“PPP模式即公私合作模式,“国企混改”的产权转移就明白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折腾了”近四十年,出现“我国政府债务”这么大的“窟窿”,不反思“错误路线”的经济发展政策,而是沾沾自喜用资本主义社会“更烂更大的窟窿”来比较自慰,这是不是太可悲了?

  该文讲:“在大力规范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我国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允许地方政府适度举债,同时对举债主体、举债方式、规模控制、预算管理、举债用途、风险控制、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这些所谓的“规范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措施,既不能解决现存“政府债务”的问题,也不能控制其“逐步恶化”的发展态势,只是事后管理的“马后屁”。因为社会主流根本就不敢正视“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违背“实事求是”,不遵守“量入而出”的原则,主观冲动,脱离实际,盲目“引进外资”,“刺激需求发展经济”,超发货币与举债;从政治的角度讲,就是“错误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私有制经济,发展所谓“市场经济”的结果。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观点,根本就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严重的政府债务”发展趋势,这已有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事实而证明,也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如此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社会主流按照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观点,又怎么能够控制与阻止“走资本主义道路”,“政府债务逐步恶化”的发展趋势呢?看似严厉的“终身问责”,如果按此追究,那么“我国政府债务27.33万亿元”的这个“大窟窿”,应当“问责于谁呢”?即便是不追究以前的责任,也只有讲清楚“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该文即不讲“政府债务”产生的经济原因,也不讲政治原因,只是根据“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标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主观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然后讲一些让人们不好理解的什么“既要强化流量管理”,“更应着眼于存量调整”。因为这些措施与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缓解“我国政府债务的严重问题”,所以最终把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的问题,放进了“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大筐里”,即“加快财政体制和地方融资机制改革,从深层次上解决这一问题所谓“更应着眼于存量调整明确讲就是“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与转让国有资产”;所谓“加快财政体制和地方融资机制改革明确讲就是“改变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体制与机制”。因为体制就是事物存在的结构,机制就是事物内部各部分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就是“国家体制结构与调整各部分相互作用有机关系机制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进步,无论是成绩与问题都与“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相关”。这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所谓“体制与机制改革”,就像魔咒一样,始终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自从“改革开放”初期,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把“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改为“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同发展”,实行“利改税”后,此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体制与机制改革”是什么内容啦。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核心领导的体制与机制”,如果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面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时,就只能讲明“共产党核心领导的体制与机制”存在什么问题与怎样纠正,只有形而上学即不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也不讲“共产党核心领导的体制与机制”存在什么问题,只会讲“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或者什么“深水区”与“深层次”这种云里雾里的空话大话。这种观点认为“体制与机制始终存在问题”,要不断“深化改革”,具有“否定体制与机制”的隐晦,无非是隐藏了“体制与机制”中“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内容”而已。这种看似“深刻与正面”的形而上学观点,事实上起到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机制”中“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这由社会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多党制”、“宪政”、“军队国家化”等言论盛行、“削弱与改变公有制,发展与强化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产物黄赌毒的出现”等事实为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而上学当然不敢直接否定“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体制与机制”,只能讲这种隐去“共产党核心主体”的所谓“体制与机制改革”了。

  按照形而上学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社会主流既不能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的问题”,也不能控制逐步恶化的发展态势,只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发展与壮大公有制经济”,阻止“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与转让国有资产”,阻止私有制加速产生“两极分化”发展趋势的强硬法律措施;因为大多数人在“市场经济”面前,都是“住房、医疗、教育”消费的“不合格者”,“共产党的政府”也只有获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利润收益”,才能有计划集中财力、“实事求是、量力而出”发展生产经济,解决政府的债务,解决人民群众消费“新的三座大山”;因为私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利润收益”,不归属国家政府,当然也不能解决与缓解“我国政府债务的问题”,更不能解决人民群众消费“新的三座大山”;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政府根本就不能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与转让国有资产”来发展生产经济。共产党政府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缓解“我国政府债务的矛盾”,缓解“新的三座大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压力,只有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正确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行“统筹计划管理的体制”,发展与壮大公有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创新的伟大实践”,是解决“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问题”唯一正确道路,(详见笔者《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一文),不能正确认识与理解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创新的伟大实践”,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问题”。

  201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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