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讲清楚文艺工作拨乱反正的历史

有必要讲清楚文艺工作拨乱反正的历史

有必要讲清楚文艺工作拨乱反正的历史

郑伯农

我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近20年了,了解的新情况不多。在这里只能就“拨乱反正”与“二为”口号的提出以及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谈点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华夏大地燃起揭批“四人帮”的烈火。人们在回顾十年动乱的同时,也反思“文革”前17年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说,“文革”前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这就是说,17年有错误,但从总体上看,成绩是主要的,我们的文艺方针政策是基本对头的。在总结历史经验,考察现实巨变的基础上,党中央调整文艺政策,主要之点,一是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再就是真正实行艺术民主,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政策的调整,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

11年前,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参加一本新书的讨论会。这本书讲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书的第一章就写道:“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开始逐渐突破旧有的、不符合文艺规律的框架。如文学观念首先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错误文艺路线和极端化思想。”我读了感到十分惊讶,新时期党在文艺领域的总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什么“服务论”竟成了“错误文艺路线”的代表性观点,竟成了拨乱反正中被重点批判的反面理论?如果书的作者是执著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当然可以不讲为什么人服务。奇怪的是这本书竟是教育部招标立项的“重大攻关项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立项,居然抨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观点。这就使我不但感到惊讶,而且感到悲哀。

在十几年前,我读到一本介绍文坛拨乱反正全过程的书。此书讲到“二为”口号的产生时,断言周扬同志是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书中写道:“周扬作了深层次的思考,并逐步形成了新口号的雏形。1980年2月21日,周扬在剧本座谈会(应为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对否定旧口号提出新口号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这里,周扬延申了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新口号。”这同样让我感到惊讶。“二为”口号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反复研究敲定的,第一次在内部宣布这一口号,是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同志,时间为1980年5月。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社论。周扬同志确实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有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讲到新口号问题。作为这个座谈会的出席者,我在座位上全神贯注地聆听讲话。这个讲话一年后在1981年2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为什么拖了一年的时间?因为需要反复斟酌,反复修改。关于新文艺口号问题的那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作为曾经负责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对中央的新决策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他在修改讲话稿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加上这段话。此书用了“否定旧口号提出新口号”这样的词语,是不恰当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来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它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政权,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当时要求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完全合理的。时代变了,口号也要变。提出新口号不等于否定历史、否定旧口号,这一点在过去的许多文件、文稿和重要讲话中都已讲清楚了。

我只讲了两个事例。类似这样误解、曲解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把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就会出现“左”的错误。我们不能在摒弃极端化的时候,把正确的初衷也否定掉。

拨乱反正是很重要的事情,它端正了、明确了新时期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说,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主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是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决议》对于如何看待“文革”,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看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做了科学而明确的结论。这几年,我们很少提到《决议》。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拨乱反正是怎么一回事。譬如说,“四人帮”在文艺上的主要主张和举措是什么,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拨乱反正中,我们在恢复被“四人帮”打碎的大批文艺机构,解放大批被打倒的文艺干部的同时,花大力气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空白”论、“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全面专政”论等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驳,还大力清理了林彪等人所宣扬的“英雄史观”,也纠正了“文革”前的若干错批、错案。但是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这段历史很少被郑重地讲到,倒是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需要大力清理和纠正的主要不是上述那些谬论和谬举,而是鲁迅在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宣传过的“工具论”,毛泽东在40年代郑重提出的“服务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阐明过的“反映论”。有文章把性解放当作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把抨击“民族化”、“大众化”当成突破思想“枷锁”的重要壮举。文艺不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武器和工具,很快就被当作赚钱的工具。现在文艺界的富翁、富婆,早已不是腰缠万贯。一个大明星,光是逃税漏税,就达到大几亿元。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花大力气把拨乱反正的历史真相向下一代讲清楚。许多参加拨乱反正,了解历史真相的同志已经作古了。再不讲,就会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假不明,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的历史糊涂账。

(标题为转帖者所拟。摘自《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要实事求是》,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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